沈阳52岁“拾荒女”想捐遗 实现“做好事”的心愿

在她的身上能找到两个标签，保洁员、拾荒女，如今她给自己贴上一个新标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

“我想在生命的最后，尽自己全部能力为社会做一次贡献。”刘金凤如此向朋友解释自己捐献遗体的想法。

刘金凤将成为沈阳市第5000个器官及遗体捐献登记者。今年，截至目前沈阳市办理人体捐遗登记的已达500多人，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

以“捐遗”方式实现“做好事”的心愿

刘金凤给辽沈晚报打来热线电话，她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却不知道在哪儿办理相关手续，希望通过媒体的帮助完成心愿。当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捐遗体时，她有些害羞地强调，“我很穷，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身体将来可以捐献给社会。”

52岁的刘金凤在沈阳铁西区一家单位做保洁临时工，月工资1300元，工作之外时间她还捡拾废品卖钱，一个饮料瓶0.05元，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随手捡饮料瓶、纸壳等废品。刘金凤性格非常开朗，爱笑，她告诉记者，过去她在电视上看到哪里有灾有难就想捐钱捐物，但由于家庭困难，条件有限一直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为社会作贡献”这成了她一直以来心底的一个“念想儿”。

通过电视看到别人死后捐献器官救人的故事，刘金凤深受感动，“如果我死了，我的器官别人还能用，还能救活别人，我愿意捐献我身上全部器官。”刘金凤决心捐献器官和遗体后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完成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所以非常开心。

当教师的儿子支持母亲的决定

刘金凤准备独自一人到沈阳市红十字会办理器官及遗体捐献登记手续，“我儿子忙来不了，不过他理解并支持我的做法”刘金凤笑着说，一开始她儿子也不同意，接受不了她的想法，也怕别人说三道四，说他不忠不孝，后来她讲了自己的想法，儿子也就理解了。

刘金凤的好朋友说：“她能有捐献器官和遗体的勇气真的很让我们佩服，金凤在农村长大，农村的殡葬习俗就是老话说的‘人要完尸’、‘入土为安’，金凤打破了这个观念束缚，太了不起了。”

除了做保洁、捡拾废品，刘金凤把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并经常受邀参加一些演出活动。虽然生活很艰苦，房子是租来的，家具只有一个老旧电视和一个坏掉的半导体，但刘金凤非常乐观，刘金凤说，虽然穷也要活出个样来，虽然卑微也要散发出正能量。

今年器官遗体捐献登记人数有所增长

刘金凤办理器官遗体捐献登记后，沈阳市今年办理人数将达到500人，自2002年沈阳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十多年时间里登记捐遗者已达5000多人，已实现遗体捐献的有400余例。

沈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的付明珠主任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捐遗登记人数较历年来增长很多，这与红十字会加大宣传力度有关。

不过付明珠表示，捐赠的器官及遗体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病人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沈阳市接受的捐赠遗体主要送往医学院用于教学研究，但数量远远不足。本市一位眼科专家告诉记者，眼科医生在真正走上手术台前，起码应该有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而目前情况是，平均二三十名医学院学生才能实习到一具尸体。

付明珠建议政府应加大人体器官遗体捐赠方面的宣传，“杭州等一些城市宣传力度很大，杭州市十多条地铁、100多辆巴士车体都有捐遗方面的公益广告，政府宣传行为可极大提高人们对捐遗行为的认知度。”付明珠同时呼吁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对捐遗登记者给予一定的鼓励性补偿。“红十字会曾经对完成捐献的200个案例进行过分析，发现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家庭比较贫困。对器官人体捐献志愿者进行人道救助，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付明珠表示，在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以何种方式、何种标准对贫困捐献者家庭进行救助，同时规避由此引发的“器官买卖”的误解等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并出台政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