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陈寅恪 范景中:读罢陈寅恪 不再做文章
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可能比较早。原因很简单,我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条件画画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各方面都轮不上,走上一条至少能够自娱自乐的路,就这样开始在书本中寻找乐趣。
初中一年级,我喜欢填词,对"词乐"感兴趣,主动读书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时主要读夏承焘先生的著作,还给他写过信。他在民国年间发表过关于"词乐"的论文,我当时读不到,就建议他结集出版,这已经是1965年的事情了。
那时候形势并不好,他回信说自己血压高,医生嘱咐说不要多费脑筋。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得老先生们面临的压力,"文革"以后才明白那信多么不合时宜。记得在1965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我曾读到夏承焘先生的《诗余论》,"诗余"就是"词",这个称呼已经对"词"透露出批评的意味,"文革"以后才明白个中意味。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影响终生
初中时主动读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我父亲上学时用过的苏联课本,一直在家里保存着,我读来倒是非常认真。上中学时,我自己想学习和钻研的是诗词,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哲学。
到了1978年上大学,经历了抄家、上山下乡。其间,我在农村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杨成凯,现在在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我俩认识很早,早在上中学时就因为共同的诗词、版本学爱好结识了。"文革"来了,这些爱好都变得不合时宜,彼此的来往便转向别的话题。
他是一个数学天才,我下乡以后,用通信方式跟他学习数学。这个收获,不只是一般的解题收获,而是从数学思想上得到的很大收获。这对我的影响相当大,跟我后来的读书经历也有很大关系。
我下乡的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优势,天津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下在那里。很多人都带着好书,大家互相借阅。我也把抄家时保存下来的书带在身边。《莎士比亚全集》、《古希腊悲剧》等,都是在农村读完的。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也画过《巴黎圣母院》。我们还经常谈威尼斯的事情,一起做数学题,甚至还对局势发表一些"谬论"。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梦想。
1975年前后,我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本书可以说影响我终生。通过这本书,我把以前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缺点,看得很清楚了。
在江南,找到了贡布里希
进入大学以后,我在北师大哲学系基本没有上课,哲学书却没少读,读得也比较偏。那时我在读塔尔斯基,波兰一个数理逻辑学家。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塔尔斯基的《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读大学时,我一边读他的书,一边做数理逻辑的习题。
另外一个是波普尔的书,他的"三个实践"理论刚介绍进来。在那之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出过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读",其中有波普尔关于"人性论"的观点,那是第一次接触波普尔。70年代后期,他的"三个实践"理论通过《哲学研究》杂志被介绍进来,我才开始大量读他的书。
大学时间很短,读了一年就考研究生到了浙江美院。原因很简单,北京诱惑太多。那时西方电影开始在大学里上演,像《根》这样的,觉得安不下心来读书。以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八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
去了浙江美院,我在读书上遇到了困惑。一个终生要从事的工作,和过去仅凭兴趣的读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我的老师卢鸿基说,艺术的学习主要靠自己。我于是开始摸索一套读美术史的方法,根据要追溯到初中读夏承焘先生时的目录索引法了,读他的著作,同时研究他都读些什么,我很自觉地进入一个版本目录学的读书领域。
那时,没有人告诉你美术史该怎么读,该读些什么。循着《牛津艺术指南》这样的工具书,从附录中寻找重合频率最高的书来读。就这样找到了贡布里希,我日后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读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个新的天地打开了。这跟以前看的美术史截然不同。我找到杨成凯,游说他合译《艺术故事》。这是我美术史工作的起点。我心里想着中国美术史,可是从外国美术史入手,想做一个迂回的尝试。后来的读书,我主要是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他们也是我的工作。
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琐碎"
毕竟是学诗词出身,我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钱锺书的《管锥编》一出版,我就开始读了。之前我在50年代的《文学研究》上读过他的《论通感》,还读过他的《宋代诗人小传》,这实际上是他在《宋诗选》中给每个诗人写的小传。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
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我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从这个问题入手,我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
后来,我跟我夫人出的两本书,《柳如是集》和《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
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俩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我却不这样看。我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
我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上,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耀彩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
读书人要给自己打"警惕针"
我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了钱锺书的《论通感》还觉得不过瘾,可以读一下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你会发现,贡布里希三言两语把通感说得非常深刻;可是钱锺书在《论通感》中谈到的通感现象,给人的艺术感受的给养,也是别人书中得不到的。所以,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需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
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我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我自己读了不会少于15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
有一个人的书,我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我读不懂,觉得晦涩。其他人的著作,也有许多留下一些印象。有一本书,是两位年轻人写的,克里斯和库尔茨的《艺术家的传奇》。这是研究艺术家绕不开的一本书,论述得又非常广阔。
最近,广州美院的邵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翻译出来,作者是美国的克里斯特勒,20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这本书翻译难度非常大,邵宏给出了一个完整译本,对于国人认识文艺复兴有非常大的帮助。
与其写书,不如译书
在西方美术史领域,很多重要著作尚未翻译进来。中国美术史相对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滞后,但近年来也发生着一些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比如对于文人画的研究,广州美院的黄专和深圳画院的严善金享写过一本书,《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把文人画研究的视野、角度给出一些崭新的看法。
前两年,中国美院一位博士万木春研究晚明文人李日华,他的博士论文《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水平相当高,这本书也已出版。还有我的博士生董捷,他的博士论文《湖州版画的批评研究》,不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中国版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内地有关系。读完陈寅恪之后,我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与其写书,不如译书,读者可能更能受益。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太残缺不全,最好的读书年华都被历史风尘淹没。也因此,我对书籍一直抱着感恩的态度。
我最近还想重读《微积分概念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翻译的,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事物的连续和分离这对矛盾。当我用分离的语言概念来捕捉连续的绘画时,会遇上很多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微积分概念史》。数学对我的美术史研究影响很大,但只是一个方面。我还经常思考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我认为是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而这是从诗词和中国山水画来的。
一想到这30年,最大的感受是学术氛围越来越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安心读书,研究点学问。展望未来,大概30年以后,我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如果说到遗憾,陈寅恪在国外呆了10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书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让人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