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争鸣程潜 解放战争时策反国军将领程潜陈明仁始末
1947年初,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余志宏受党组织派遣,回到长沙。不久,他与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官健平接上了头。这年暑假,官健平带着余志宏来到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所在地与书记“唐先生”(周里的化名)见面。从此,余志宏就在周里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8年7月,程潜来到湖南,出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工委对他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那么谁来做程潜的工作呢?周里把目光放在了地下党员余志宏身上。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由他来做程潜的统战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周里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程潜的族弟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余志宏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杨潮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囚于台湾的程星龄已获释,欲回长沙。
余志宏认为此时把程星龄接回长沙,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他的设想得到了周里的赞同。不久,余志宏就托人带信给程星龄,希望他尽快回长沙。1948年8月,程星龄举家回到长沙。
程星龄回到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他们主要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等六人。
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的动态。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叔章住处)的便宴。这是经余志宏安排,由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
宴席中李达的一番话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
颂云(程潜的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向程潜汇报了这次便宴的情况。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表示赞同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布了一批战犯名单。程潜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的程潜内心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
为了打消程潜的顾虑,方叔章多次与程潜谈话,向他讲了中共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程潜经过深思熟虑,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提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同意由余志宏陪同其会见程星龄。会见时,周里对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称赞他这是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的。
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但希望先做5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员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周里指定余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周里提出的5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一一答应。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商定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最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以李默庵、黄杰为首的蒋介石的嫡系。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要他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了。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湖南和平起义是十分有利的。
1949年2月28日陈明仁来到长沙。他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潜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则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不久,陈明仁派出亲信李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
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余志宏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陈庚定期碰头,一方面听取他们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另一方面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起义,他与白崇禧又有一定的交情。这样他通过和白崇禧的接触,可以了解到桂系的一些动态与意图。同时唐星在白崇禧的面前对于程潜的情况可以相机加以掩饰,以保障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程潜的安全。
解放军抵达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崇禧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潜起义)负责掌握。”白崇禧想了想,同意了唐星的提议。在白崇禧向衡阳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终摆脱了白崇禧的控制。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赢。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到排挤,回到湖南任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星龄向程潜建议: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的破坏,应积极争取张严佛,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
余志宏就此事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余志宏派涂西畴去做张严佛的工作。由于张自身就有和平起义的意向,涂西畴很快就做通了张的工作。不久,在张严佛的影响下,湖南的保密局特务骨干都表示愿跟颂公走向和平。
1948年冬天,余志宏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团团长姜和赢和保安团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姜、刘都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城内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都被稳住了。当时夏印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武汉,白崇禧急谋退守湖南。这使程潜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程潜担心程星龄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这条线,同人民解放军联系不上。因此,他告诉程星龄,想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
程星龄把这件事告诉了余志宏,余志宏向周里作了汇报。周里指示说:“我不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的代表见他。”
不久,余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程潜。程潜见程星龄领来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同时他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我不会害共产党的负责人的。”由于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第一次谈话只得草草结束。
余志宏将情况向周里汇报后,周里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
余志宏和程潜第二次见面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面,余志宏着重阐述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同时代表党组织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会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这次会谈打消了程潜的顾虑,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1949年8月4日下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0余人通电响应起义。当晚,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和平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72年10月,余志宏因胃癌流血不止,在市立第四医院去世,终年5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