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村民生二胎被罚3千 此子已成高级军官

在江苏如东一家民营养老院，两位老人结伴走回房间。

这是一项“光荣的”工作。在桑盛富的记忆中，1980年代的如东只有两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一是棉花产值高，一是计生工作好。桑盛富“入行”的那年——1986年，如东县成了国务院命名的全国10家“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之一。

这里曾经做到在3年时间里把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近20‰降到5‰多一点，也曾经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个新生儿中只有1个是多胎。当地官方保守统计，三十多年来，全县少生近50万人。

但现在，正如桑盛富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作了贡献的人吃亏了”。

“我们比较听话”

1979年，桑盛富的儿子出生，他领到一张独生子女证。

那是一个“不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的时代。按照规定，夫妻二人年龄总和达到50岁才可以生第一胎，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有时也有弹性，至少一方是独子)，过几年可以再生二胎。桑盛富的同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这个“福利”，因为他们很少是独子。而如果生了第二胎，就必须在夫妻二人中选择一人结扎，即使有疾病不能结扎，女方也要上环避孕，并且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五六年后没有超生就可以领回保证金。桑盛富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绝大多数人都能拿回这500块钱，桑盛富说，“我们比较听话”。

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如东县创造性地发明了“两种生产”的提法，意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一起抓，“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落实“晚、稀、少”的生育政策，这让谁能生、什么时候生变成一项非同寻常的事。

1986年，国务院授予如东县“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单位”称号，全国仅有10家。通往如东县城的S223公路东侧，“全国计生红旗单位”的大型宣传牌矗立了好多年。

“斗胆”超生的人不是没有。

1951年出生的施德俊在如东教师进修学校做了几十年校医，兼顾全校的计生工作。他的表弟生了一个女儿后，老婆又怀了孕，做了一段时间“超生游击队”，生了个男孩，最后被罚款6000元。他的亲戚还是村支书，但也没辙，超生就得罚款，在那个“万元户”就是“土豪”的年代，6000元是笔巨款，村支书和妇女主任好说歹说做工作，他的表弟东拼西凑交了3000元罚款。作为纪念，这家人给孩子取名“三千”。

在桑盛富的记忆中，一旦出现超生对象，他们的工作就是围追堵截。孕妇千方百计躲起来，村里的计生干部千方百计找到她。

“总是微笑着面对每一次的挫折”

1992年后，桑盛富调到掘港镇担任计生办副主任。

此时，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已经十分频繁，有很多外地妇女嫁到如东县，桑盛富说这些人“一是不到法定婚龄，二是没有任何婚育证明和手续”，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挑战。为了保护“计生红旗县”的荣誉，桑盛富说，计生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变成了“脸皮厚”、“为了计生，豁得出”、“不达目的不罢休”。

长沙镇港城村妇女主任陈美华说，她在农村搞计生已经28年，针对本村流动人口特别多的特殊情况，她常和同事们起早贪黑、逐队逐户地上门登记造册，查验婚育证明。吃闭门羹的次数不少，白跑一趟的情况也很多，但她“总是微笑着面对每一次的挫折”。

季方珍曾在一份自述材料中说，全村育龄妇女无论是谁做节育手术还是采取补救措施，都由她用自行车送去接回。一些妇女住在医院检查治疗，她就成了“编外护士”，端茶送饭、喂药洗刷，甚至端尿接便。

而在桑盛富记忆里，更费神的，在于完成引产任务。为了让这些手续不全的外来孕妇顺利引产，计生干部几人一班，陪护在病房里，“我是男的，但是我做工作，也要陪他们睡到一个房间。”桑盛富回忆时候用手比划着，那么大一间病房，孕妇和家属睡一侧，计生干部搭小床睡角落另一侧，“最多的时候住一个星期，那个时候肯定辛苦，不分时间不分早晚”。

桑盛富说，陪护期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手术就好做”。

引产成功，超生危机解除，在那个“一票否决”的大环境下，集体的荣誉保住了，当事人还可以额外获得补助，“经济上不让你吃亏”，桑盛富说这样能更好化解对立情绪。

“功夫就在平时”

1996年4月23日，全国计划生育自愿选择节育措施试点工作研讨会在如东召开。桑盛富记得，意外怀孕率也成了一项考核指标，如此一来，“功夫就在平时”。

校医施德俊日常需要在全校师生中宣传、建档、走访、调查、服务。在计划经济年代，单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全部依靠，单位也成为推进计生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更被视为金饭碗，全校四十多位教师，一般不敢因超生而丢了工作。

施德俊手上有本账，哪些人领了独生子女证，哪些人需要及时去上环，哪些人则因为身体条件而不能结扎，需要定期发放避孕药具，当事人需要定期填清单签字，而那些从各个学校来此短期进修的老师，则由各自学校的计生人员管理。

“事业单位的计生工作抓得都很好，很紧。”施德俊说，比如教育系统，县教育局有一个计生领导小组，每月开一次例会，各学校都有计生专员参加，施德俊是其中之一。会上，各人需要上报所在学校每月新增育龄妇女，“年满18岁到50岁的妇女，进了多少，超龄多少，一月刷新一次统计表。”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施德俊说：“你想想看，人事科长，谁敢不听话？”

桑盛富这样的专职计生干部，更需要定期在县镇辖区内派发避孕药具，此外还要定期做身体检查，“我们带着小B超机，一年两次，春天和秋天，去检查那些上环的妇女。”凭着这些小B超机，桑盛富们能够发现谁偷偷把上好的环拿掉了，也能够发现谁的环位不正、下移，没有效果。上环率成为各村考核的指标，桑盛富说，“100个孕龄妇女，正常的夫妻两个在家的，上环率要达到70%或者75%。”

“再生一个吧”

桑盛富的儿子今年36岁，育有一子也已11岁，作为爷爷的桑盛富有时不禁会感叹，家里有两个小孩可能会更好一点，“一是孤单，到时候像我们年龄大了，他们负担重了，不是经济负担重，就是劳累负担也重，年龄大了生病照顾困难。”

有时，他会给儿子做工作：“再生一个吧。”

但儿子不肯。夫妻俩都是工薪阶层，月薪一两千，生活压力太大。

不是桑盛富儿子一家有这样的想法。如东如今的育龄夫妇八九成是独生子女，都符合生二胎政策。桑盛富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我们全镇的二孩审批，今年申请二孩全镇300对，我们全镇总人口农村和城镇大概20万人口。”以前在如东，女方是农村户口的，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今年4月份开始，增加了女方是城镇户口的也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但你不限制了，他们还不想生了。”

桑盛富由此想给有关方面建议：“生二胎的，生了小孩可以奖励5000，或者把费用报70%或60%。幼儿园要纳入义务教育，在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之前，第二胎上幼儿园的费用报销。这些解决了，也能缓解一些人的压力，二孩申请的人才会多起来。”

相比较而言，施德俊倒不感到遗憾，尽管如今他看到，他的表弟已经尝到了两个孩子的甜头——他的大女儿留在如东，开了个护肤品店；超生的“三千”，已是北京某部队高级军官，每个月都寄钱回来。

桑盛富说，如东的计划生育起步比较早，财政负担也比较重，一方面独生子女奖励的财政开支大，另一方面退休老人的一次性奖励负担大。

“当年实行计划生育不太好的那些地方，负担压力就没有这么多。”桑盛富说，国家应该给如东财政支持，“国家不是没有钱。做了贡献的人不能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