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化理论二元结构分析框架: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在发展经济学中,西方城市化理论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是从经济结构转换的视角研究人口流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二是从区域发展的视角研究空间过程的二元区域结构理论。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文献综述。关键词:城市化;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区域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起初是对落后国家早期发展阶段中存在的一种状况的描述。
“二元”是指一国经济系统中不同性质的制度、技术、机制等的并存。二元经济论对构成国民经济两部门的提法多种多样,最常用的是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
之所以采用这种划分方法是因为它更符合二元经济的含义。正如Little所评述的:“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这里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是存在的。”〔1〕Little对二元性的评述强调了生产率和剩余劳动是两部门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这正是发展经济学主流思想所说的二元性的意义〔2〕。
1 经济结构转换中二元理论与人口城市化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二元经济”的思想可追溯到重农学派,但“二元经济”这个术语最初是由伯克(J·H·Boeck)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由荷兰殖民主义者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
而希金斯(Benjamin·H·Higgins)从“技术二元主义”的角度,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来表示原有部门和先进部门的区别,进一步描绘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3〕。虽然他们对二元结构状况的关注不仅使经济学家认识到需要有一种不同于新古典假设的经济学来分析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学派理论提供了最初的直观假设,但他们的理论属于静态二元论。
静态二元论把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作为经济体系中性质不同、行为迥异的两个部分,未能正确揭示它们之间关系及其联系的机制,因此对研究经济发展而言,与此后刘易斯所创立的二元经济模型相比,影响较小。
1954年刘易斯〔4〕(W·ArthurLewis)创立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
这一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核心理论。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低收入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工业部门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只支付与传统农业维持生存部门相应的工资,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具有开拓性的,他把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联系起来,用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大来说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并围绕这个过程根据收入分配来解释资本积累,同时提出了贸易条件、工农业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此外,他首次为那些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假设不适用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为经济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理论和经验的实证检验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或“范例”,也为设计“特殊初始条件”的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材料〔5〕。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提出不仅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此后许多人口城市化研究,尤其是通过乡—城人口迁移而产生的人口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1961年费景汉(JohnC·H·Fei)和拉尼斯(G·Ranis)〔6〕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认为刘易斯模式的缺陷在于贬低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把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缩小到只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方面,事实上,农业部门还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必需的劳动剩余,从而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比刘易斯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重视人口增长因素,提出了部门间平衡发展的思想,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实现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有可能受阻的三阶段发展过程,进一步丰富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理论的内容。有的发展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过补充修订的“刘易斯—费—拉模型”是描述发展中国家工农业关系的杰出理论,是十分完善的发展模式〔7〕。
而1969年提出的在乡村—城市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托达罗模型也是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的〔8〕(MichaelP·Todaro),其不同之处在于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的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
托氏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之间的利弊权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的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注重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综合开发,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缓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9〕。
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等不同,乔根森〔10〕(Dale·W·Jorgenson)的研究则带有较强的新古典特色,这是因为他受到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两大理论基础的影响:渐进的、和谐的和乐观的发展过程论和市场均衡理论〔11〕。
他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贡献在于其将人口增长和家庭人口供给的决策内生化,并强调工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部门。从此可见,经济结构转变的动态思想已经在他的发现中初见端倪。而迪克西特〔12〕(Dixit)主张通过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积累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村就业水平。
由于他以长期内技术不断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迪克西特导出了工业资本加速积累、因资本产出比和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下降而引起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上升这两个中间推论。基于此,从新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推导出的结论与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在劳动剩余阶段时推导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迪克西特从新古典的研究视角出发,调和了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
值得提出的是,上述理论模型虽然揭示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但将其单独用于人口迁移意义上的城市化研究则是不完整的,因为这并未能说明为什么工业要集中分布于城市,而集聚经济理论正好弥补了二元经济模型这一缺陷。
根据这一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较集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聚集效应会吸引工业向城市集中,这种集中还会进一步加强城市的集聚效应,从而促使城市规模扩大〔13〕。
集聚效应本质上是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前者作为空间聚集的吸引力推动着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发展,后者则作为排斥力限制着城市的进一步聚集和规模扩大。
因此,理想化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就是聚集效应在城市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达到动态的均衡〔14〕。上述二元结构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一起,为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分析城市化的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便捷而高度简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2 区域结构转换中二元理论与空间城市化
上述的二元结构理论事实上是将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历程来看的,虽然也涉及到经济活动和人口聚集的空间现象,但城市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点来对待的。然而,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化过程中并未说明的问题是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其所处区域之间的关系。
这一问题在研究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上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15〕。
这种现状仅用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已不足以解释。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文献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与城市化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地域上的二元结构”思想无疑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从这一思想出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形成了以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虽然这些理论也存在着分歧,特别是在二元空间结构的变化上争议较大,但几乎都承认空间二元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
1945年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16〕(F·Perrous)提出了“增长极”理论并指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GrowthPole)上。
增长极形成的关键在于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存在,这些企业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并使其所在的产业部门成为推进部门,在其经济聚集效应的作用下,推进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常常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和发展,并使这些地区和城市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而具有支配和创新的特征,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最初基本上是部门增长极理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17〕(J·R·Bvoudeville)把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发展到解释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他认为,区域增长极是位于城市地区的一组扩张的、诱导其控制地区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构成一个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不同规模的中心城市构成增长极的等级体系。这样,不同等级的增长极与其腹地构成地域空间最基本的结构单元。这种核心—腹地结构单元的形成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所导致的,而非均衡增长的必然结果,是来自少数中心城市对其腹地的支配效应,而这种支配效应主要由地区间创新能力的差异所决定,城市中主导产业的创新能力强,外围地区的创新能力弱,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经济具有支配作用。
1957年和1958年K·G·缪尔达尔〔18〕(K·G·Myrdal)和A·O·郝希曼〔19〕(A·O·Hirschman)分别在他们各自的代表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战略》中系统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
首先,郝希曼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为论证此观点,他提出了产业关联效应概念,即“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用以说明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会诱使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过程。
其次,缪尔达尔和郝希曼分别提出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回波效应”(BackwashEffects)———“扩散效应”(SpreadEffect)和“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Effect)概念,用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缪尔达尔和郝希曼一致认为,在工业化时期,现代主导产业部门可能在少数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区位或“增长极”率先生长发育,而区域性“增长极”的形成是通过“回波效应”或“极化效应”得以完成的。因而,在工业化初期,地区间的差异不可避免的要扩大,出现两极化境地。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增加而非减少区域差异”,“回波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发达地区在此影响下保持加速增长,并表现为一种上升的、循环的正反馈运动;而落后地区则越来越穷,并表现为一种下降的、循环的负反馈运动。在这种“循环和累积的因果链”中,如果没有周密的政府干预,区域差异会不断增长。
而郝希曼的看法则比较乐观,他认为工业化初期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的扩大只是相对短期的现象,从长期发展来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会超过极化效应,最终通过发达地区购买周边地区货物的增加或向周边地区进行投资的增加等途径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由于结构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更多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性,因而普遍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因此,关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的平衡抑或不平衡的争论与分歧在所难免。
于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以实证分析来回答上述争论〔20〕。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J·G·威廉逊(J·G·Williamson)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倒U”型统计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的收入差异会趋于收敛。
随后,W·阿隆索(W·Alonso)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5种钟型曲线”,并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会具有经济社会活动的多侧面的特征。弗里德曼(J·Friedman)等人则依据“核心与边缘区模型”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工业化初期之前低水平均衡状态;工业化时期的核心区极化增长阶段;工业化后期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阶段;区域就一体化时期。
HW·理查德森〔21〕(H·W·Richardson)则提出增长极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增加影响在时间序列上动态变化的假设,指出:回波效应是时间的二次函数,扩散效应随时间呈指数分布,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是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叠加。
依此理论,他认为,在增长极发展过程中,回波效应对区域负作用会逐渐增大而产生发展的不平衡,尔后可能随着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回波效应的影响强度会不断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极为整个区域所兼容,扩散效应上升,并在某一个时间开始超过回流效应,使区域经济发展最终走向均衡。
这些理论反映了自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复兴所产生的影响,即“新古典主义复兴可以认为是强调不存在两种类型的经济理论———一种是发达国家,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而具有一种以有效资源配置为基础的主流理论思路”〔22〕。
由于经济结构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论常常是以一个国家作为分析单元的,而不像区域经济学那样专门从空间角度来进行研究。因此,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在接受了结构主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论的基础上,开始尝试用更具体的带有区域性的空间结构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弗里德曼、尤曼、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模型”,使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了更为鲜明的区域经济特色。其中,弗里德曼〔23〕的“中心—边缘范式”(TheCenter-PeripheryParadigm)在综合许多相关学说的基础上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空间关系,是二元区域结构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模式。
根据这一模型,产生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为服务和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此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资本、技术、创新以及权力都向一个或两个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集中,从而逐渐形成以最大的城市为中心区,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的二元空间结构。
这种区域差异在工业化过程中还会随着资源不断的从边缘区向中心区域转移而扩大。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而趋于成熟时,上述过程就会向边缘区扩散,使边缘区也得以发展。这时通过国家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主动行动,以及整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区域差异得以缩小,空间平衡得以扩大,最终将形成仅有最低必要限度区域不平衡的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
这种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将区域发展看作是一种创新和现代化在区域聚落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是创新性变化的中心,因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理论与其相关的观点一起被称为“自上而下”的空间发展理论,它一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指导思想,也为从区域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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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辉煌李峰峰来源: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