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中国著名文学家 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任访秋: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资料图片
任访秋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学史家,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一生以教书与著述为业,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尤其在打通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领域,梳理晚明至“五四”文学发展源流方面宏论跌出,多有创获。他一生从教近70年,从事学术活动70余年,是中原学坛一棵静穆的大树。
任访秋,原名维焜,字仿樵,笔名访秋,河南南召县人。1909年8月,任访秋出生在南召县梁沟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从小勤奋读书,喜爱文学。1923年,14岁的任访秋怀着求知的渴望和成才的宏志离开家乡,到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开封一师是当时河南的名校,经费充足,教师待遇高,能从南北各大学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形成了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良好校风。来到省会城市,任访秋有机会接触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冰心等人的作品。当阅读到《语丝》《文学旬刊》《创造周刊》等文学杂志后,他得到许多新鲜的感受和启发。在国文老师嵇文甫的鼓励下,任访秋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杨柳与文学》等文章,并与同学白寿彝等人成立文学团体晨星社,编辑出版《晨星半月刊》,在半月刊上发表评论茅盾《蚀》三部曲的文章。
1929年9月,任访秋负笈北上,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有机会聆听沈兼士教授的“文字学”,吴检斋教授 的“经典叙录”,钱玄同教授的“国音沿革”“经学史”“说文研究”等课程,又到北大听胡适教授的“中古思想史”课程,眼界大开。尤其是对钱玄同打破经学家门户之见,把经学看作真伪并存的历史资料加以运用的通达开阔,胡适对中国学术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深感钦佩。这一时期, 任访秋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同适斋,即表达了以钱、胡为楷模,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志向。
在北师大就读期间,任访秋参加了北师大“国文学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如他在《国学丛刊》、北京《晨报》副刊、天津《益世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边塞诗人吴汉槎评传》《袁中郎评传》《袁中郎师友考》等。
1932年,任访秋还未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起初他师从沈尹默先生研究古典诗词。但不久,沈先生就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任访秋不得不中断研究。1933年从北师大毕业后,任访秋回到了河南,到洛阳师范一边教书,一边坚持国学研究。两年后,北大国学研究所改为国学研究院,任访秋接到研究院通知重返北大学习。重返北大后,在胡适、周作人两位导师的指导下,任访秋顺利完成了研究生论文《袁中郎研究》,使他在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36年,任访秋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又回到河南洛阳师范教书。1940年2月,任访秋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在河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恩师嵇文甫先生的聘请,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此,他在河南大学深深地扎下根,一干就是60年,直到2000年去世。
任访秋到河南大学任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开封早已沦陷,河南大学已经迁徙到豫西伏牛山腹地的嵩县潭头镇。然而就在那硝烟弥漫的日子里,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任访秋仍坚持教书育人,坚持学术研究。他先后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
这些课程都与中国思想史有密切关系。这一时期,除了认真教学,任访秋还取得了一批可贵的学术研究成果。
如他先后为南阳《前锋报》副刊撰写了司马相如、阮籍、嵇康、陶渊明、韩愈、柳宗元等中国古代作家的专论;又如1944年南阳《前锋报》社为他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和《子产》两部专著。
其中,出版于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一书不仅首先提出了国人沿用至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还特别强调“五四”文学革命对晚明以至近代的文学革新运动的继承和超越,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作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访秋又随同河南大学从陕西宝鸡迁回河南开封。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又与陈梓北、王般若、都士英等人组织师友社,并由他主编《师友》半月刊。在此期间,河南大学师友社编印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散论》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高校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统领,编写出新的教材。任访秋就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努力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都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当时,任访秋与李嘉言、张长弓共同担任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文艺学”课程的教师。三位教授合力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尝试用新观点编写并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学史著作。任访秋个人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论稿》《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等著作并在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一时期是他写作上比较高产的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58年初,任访秋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尽了冤枉和屈辱。接着,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大浩劫中,他更是饱经劫难。在那段蹉跎岁月里,任访秋很少发表作品,仅在上世纪60年代初,环境稍有宽松的时候,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散文还用了“霜枫”的笔名。霜后之枫,经历霜寒苦冻之后,坠叶犹争片刻红,那是一种生命力的宣泄,一种壮丽的生命形式。
改革开放之后,任访秋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河南政协副主席、开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最重要的是,他重获学术研究自由。当灾难过去,他更加珍惜时光,在年近70岁时,开启了学术生涯的新航程。
70岁的任访秋,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由现代文学转向近代文学,再由近代文学上溯到晚明,下推至“五四”。这些问题他以前也曾论及,但尚显单薄,这一次,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他透过繁茂芜杂的现象,对近300年的中国文学与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加以系统考察和研读,进一步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他认为,清代朴学家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思潮,加上西学输入,从而有了晚清维新派的文学改良,最后终于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沿着这一研究方向,任访秋的学术成果十分丰硕,陆续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关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吴沃尧、曾仆、钱玄同、胡适等人的论述,后集为《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是第一个近代文学个人论文集。他还发表论文集《中国新文学渊源》。此外,他出版了《聊斋志异选讲》《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鲁迅散论》等著作,还主编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等。
要指出的是,1988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系统、很有学术品位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具有填补我国学术研究空白和开创性的意义,在海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该书曾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全国优秀奖” ,并且是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推荐的5种文学史著作之一。从此,全国高等学校中国近代文学学科有了正式的教材。此外,1991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散文卷》,历时多年,终于由上海书店出版。这部书同样具有填补我国学术研究空白和开创性的意义,荣获了国家图书最高奖。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任访秋还为重振河南大学中文学科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学术雄风,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78年,国家刚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考试制度,任访秋就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生。1980年,年逾七旬的任访秋担任了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他坚持奋斗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不舍斋。 1981年,由任访秋担任第一导师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河南大学第一批硕士点。1982年,在任访秋的建议和主持下,河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对中国近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细致研究,形成了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鲜明的学术特色。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因过度用眼,早已高度近视的任访秋双目失明,再也不能看书、写作。对于这位终生勤奋、爱书如命的老人来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用失去光明的代价,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中原学坛,带来了思想的光辉。
2000年7月3日20时,任访秋先生走完了他91年的坎坷人生道路,病逝于开封。任访秋一生虽历经坎坷却矢志不移,始终以学术研究为生命,以教书育人为职志。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沉浸在思考著述和传道解惑的乐趣之中,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和仁厚的人文情怀,因而在海内外学术界、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任访秋的一生,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辛勤耕耘、嘉惠后学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