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草根英雄 草根英雄 扎根群众
“40后”吴金印和刘志华、“50后”史世领和张荣锁、“60后”范海涛和耿瑞先、“70后”裴春亮…… 继郑永和、史来贺之后,新乡先进典型代代辈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采访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到乡间村口,因为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身份——基层党组织书记,百姓称他们为“草根英雄”。“星星之火”何以成“燎原”之势且薪火相传?我们在群众中找到了答案。
真正干
“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
在辉县太行山巅的绝壁上,刻着“人民永和”四个大字,没有人能说清这是谁刻的。但人们都知道,这是山区人民向老书记郑永和表示感谢和怀念的朴素方式。
半个世纪前,辉县还是个穷山沟,“光山秃岭干河滩”,耕地是“瓢一块碗一块”地“挂”在山腰,群众吃水都是老大难。
郑永和二话不说,带领县委班子成员在乱石滩上安营扎寨,一口气干了10年,截流筑坝,劈山造田,各项工程动用土石方3亿立方米,筑成高宽各1米的土坝,能绕地球7周半。1989年,退休还乡的他又带领“老头队”上山凿壁开渠。10多年后,北干渠终于建成通水,当时他已78岁。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猛发展,但在基本解决温饱后,村民们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咱“泥腿子”除了种地,还能干啥?
“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刘庄村支书史来贺这么说,也这么干。1985年经过反复考察,他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制药厂——华星药厂。当时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他说“创大业作大难,创小业作小难,不创业穷作难”。
2003年4月史来贺去世,正好赶上非典,但仍有6000多人自发前来送老书记最后一程,8公里的路程,灵车走了4个小时——群众舍不得他走。
日子好过了,群众需求也越来越多样。教育、医疗、娱乐、健身……龙泉村村民曾向村支书梁修昌抱怨:村里的娃娃上学太难,能不能想想办法?“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梁修昌咬咬牙,从1995年先后拿出2000多万元,兴办龙泉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本村学生从幼儿园至高中毕业,全部享受免费教育。龙泉学校现已成为新乡市办学水平示范性学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均属上流。
群众利益无小事,工作都在细节上。耿庄村支书耿瑞先规定,每天由一名村干部带领3名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随时接受群众求助和解决问题;曾经身家数百万的太行山区松贡水村村支书王来喜,选择用一辆三四万元的面包车作为工作生活用车,只因山路难走,途中可以多带几个老乡上下山。
比着干
“别人干我不干,会脸红抬不起头”
郑永和是吴金印一辈子的老师。当吴金印二十来岁,党组织任命他当狮豹头公社党委书记时,他说,“老书记天天和群众一起干,我年轻,哪有理由不干?”
当时的狮豹头公社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90%的人吃粮靠返销。他狠下一条心,决定把石头缝里的土挖出来造梯田。历经三年挫折,200多亩梯田终于经受住洪水考验,荒山结出硕果。
史来贺走了,他的大儿子史世领在党员大会上全票当选新一任村党委书记。他表示,“压力很大。我一定要扛好旗”。如今刘庄集体经济每年能给村民分红3万—4万元,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就连附近村的村民都不必背井离乡,即可实现本地就业。
新乡县有了刘庄,其他村庄都按捺不住了,村民们都希望自己和刘庄村民一样富裕。
京华村村支书刘志华照着史来贺干,她放话“想吃饱饭的跟我走”。张青村村支书张泽桥则暗暗使劲,他表示,“群众都在看着、盼着,别人干我不干,会脸红抬不起头”。
与刘庄同县同镇的龙泉村村支书梁修昌也照着史来贺干。但集体经济发展哪能一帆风顺?为了碧水蓝天,村集体产业造纸厂斥资上亿元,更换环保设备,预计10年都收不回成本。企业面临挑战,梁修昌血压噌噌地往上蹿,朋友劝他别干了,他严词拒绝:“这时候说不干,我这先进的脸往哪搁?”
同样为了碧水蓝天,南李庄村支书范海涛的孟电集团主动爆破拆除8台总装机容量17.5万千瓦火电机组,年销售收入减少5.5亿元,直接损失10多亿元。他向集团解释:先进不带头干,谁干?
北田庄王国芳本是穷小子,10年前在孟电集团从事销售工作,发了家,入了党。2008年当选村支书,他心怀感恩:孟电集团不仅给了我工作平台,还给了我为乡亲们干事的机会。
范海涛笑言:“70后”的国芳还看着我呢,我哪能不用心干?南李庄的农贸市场“十一”刚开张,这20多天来,他总是凌晨3点就到农贸市场,了解卖方和买方的需求,再进行调整,“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不用心干怎么行?”
情愿干
“群众满意,才是人生最大成就”
新时期的先进典型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依靠党的政策先富了,然后回村,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他们不是没有顾虑,但都抵不过“为乡亲们办点事儿”的心动。
裴春亮是被裴寨村老书记带着五六十个村民“三顾茅庐”请回去的。老书记带着干粮、棉被到他家:“你不答应,我就住下不走”。曾当过村支书的岳父告诫他“宁管千军,不管一村”,妻子也反对。裴春亮辗转反侧:自小家穷,吃百家饭长大。父亲去世时,是老书记领人刨了集体的两棵泡桐树,才做了棺材下葬的。不能忘了乡亲们的恩情。
范海涛的父母先后当过南李庄村支书,也深知群众工作琐碎繁杂,村官难当。当他犹豫不决时,是母亲的一句话鼓励了他:“乡亲们现在有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以后工作难做,我和你爸帮你做。”
回龙村村支书张荣锁回忆说,1993年60多岁的李大娘含泪问他:“锁儿,能不能回家修修山路?”当时村里“穷得叮当响,鬼见都发愁”,因为没有一条出山的大路,18条生命被葬送。身为退伍军人的他睡不好了,也没心思再跑生意。他主动请缨回家当支书,拿出百万元,带领村民开凿修路。
他们越干越起劲,遇到阻力,都“自我较劲”:我就不信干不成。或是拿着自己的钱往集体里贴,或是凭借自身社会关系,为集体经济拉资金、拉项目、拉人才……有些人认为他们“想出风头”“从中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更多的人不明白“他们这么折腾自己,图什么?”
裴春亮说“钱多少是多?再有钱,也买不到群众的好口碑”;范海涛说“群众满意,才是人生最大成就”;刘志华说“我的‘根’在农村,为群众干事,心甘情愿”;72岁的吴金印笑而不语,以前他和群众一起开山采石,现在他坚持和群众一起上山种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