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因何事上了谭震林的当?

检查文件的范围,是1958年至1961年底中央通发的文件,包括中央下发的决议、决定、指示,中央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文件,中央批转地方党委的文件。彭真提出,除中央文件外,对北京市委1958年以来下发的文件也要看一遍,但因时间仓促,市委的文件没有来得及在畅观楼检查。

至于北京市委文件的检查工作,农业和农村工作口,在七千人大会当中几十位县委书记与会的情况下,已经做了全面检查和检讨。检查总结工业方面经验教训的工作,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据储传亨回忆:

1960年夏,郑天翔同志亲自主持石景山钢铁公司企业管理的调查工作,后又组织第一机床厂调查工作;1961年根据中央要制定《工业七十条》的要求,多次召开大工厂负责同志座谈会,起草了《中共北京市委加强工业交通企业的领导与管理》的文件。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彭真、郑天翔同志在香山召集几个工厂的负责人,就北京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方针,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和研究。1961年10月,市委工作会议根据庐山会议的精神,起草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指示的若干措施》,提出北京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这一过程联系检查了这几年一些文件的提法,也联系检查了市委主管工业的领导同志这几年的一些重要讲话。

3.检查文件的大致过程

当年,几皮箱的文件分好门类,分类发给有关方面的人。这些文件就摊在畅观楼上西边会议室的大会议桌上,大家围坐一起看各自的文件,从中查找问题,作出摘要,最后整理成约2.3万字的《中央文件摘要》。

据廖叔俊回忆:

我们一般上下午看文件,中午休息,晚上有的议论议论,有的回去照料本职工作。我和宋硕看高等教育的文件,中小学方面是张文松看的,卫生方面是崔月犁看的。李琪主要看宣传方面的,常浦看农村方面的文件。韦明看文化方面的。大家彼此有交流。

检查文件,关键是怎样看待和把握文件中出现的问题。据许孔让回忆:

大约在星期五上午,邓拓来畅观楼听过一次汇报。项子明等几个人简要汇报后,又有人提出,有些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法,没有把握。对此,邓拓讲了一番话。他说:你们都刚刚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的工作,都是各方面的负责同志。

你们看的文件也多,都懂得中央发的东西很多,有中央自己的文件,也有中央批转各地方、各部门的文件,情况很不一样。在批发的文件中,中央认为某一经验是好的,指示各地区、各部门照此办理或一律仿行;或者中央认为文件很好,只要大家参照执行;有的文件,中央只是让大家参考,还有的只是说发给你们参阅。

中央自己的东西,主要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和中央的工作指示,至于中央批发的文件情况很不一样,要做具体分析。

检查文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某些问题进行议论。如何看待这些议论?应当指出,当年参加检查文件工作的同志,思想是顺畅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自1961年初以来,中央一直在总结经验,对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北京市委的部长、副部长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工作人员也了解中央精神。

因此,在检查文件时,大家联系实际工作,尽可能比较准确地找出问题,又注意防止讲过头话。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传说他们攻击毛泽东、攻击中央,完全是恶意造谣。

据廖叔俊回忆:

讨论当中,有人提出,我们来看中央文件,要是看错了,怎么办?项子明说:这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让你们看,你们就说嘛,说错了也不要紧,谁能保证都对呢?当时比较活跃的是陆禹、项子明和宋汝棼。他们议论过基建的“冒进”问题,如“烂泥头”(即烂尾工程)。

“大跃进”期间,建筑方面出现不恰当地使用代用材料的问题。有的文件提出,钢筋混凝土可以不用钢筋做筋,而改用竹子做筋,要敢想敢干。

陆禹看后就说,真有“妙文”呐!农业方面,当时中央书记处主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的估计过于乐观,引发了毛泽东的错觉,于是提出粮食多了往哪儿放的问题。大家议论说:老人家上了谭老板的当。我们对毛泽东是很尊重的,也没有怀疑过“三面红旗”。

据许孔让回忆:

大约在星期六,已近中午,刘仁与范瑾、贾星五一起到过畅观楼。他们是早晨去了海淀的一个公社,回程路过到了那里。项子明拟向刘仁谈谈情况,刘仁没有听汇报,只是谈话中就总结经验说了几句话。他说:调查研究,必须是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

就像前一段农村到底办不办公共食堂问题,去调查研究之前,先定了食堂还要办,调查结果就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简短讲话,给我很深的印象。许孔让、廖叔俊都谈到,在检查文件的最后一天,肖甲到畅观楼听工作人员汇报情况,收回材料。

肖甲将各方面的文件摘要进行调整、编排后,加写一段导语,作为整个工作的说明。《中央文件摘要》于1961年12月20日印出。至此,检查文件的工作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