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国谈九一三事件 王维国儿子谈九一三事件前夕北京之行
张聂耳《风云九一三》摘一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
笔者曾于1985年秋天,在上海碰巧见到刚刚服满14年刑出狱的王维国。那时我还没有写这些故事的充分准备,故没有与之深谈,只听他发了顿牢骚。为了写这本书,1993年笔者又打算找王维国,但很可惜,他刚刚去世,笔者只好到上海找到他的大儿子王大璋,王大璋向笔者讲述了“九一三”前后他的一段经历:
那时,我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毛主席是(1971年)9月10日到上海的。那时晚上朱永嘉(作者注:上海造反派头头)突然要开个座谈会,一定要我参加。我吃不准,想回家问问再说。
但父亲不在家,到处打电话也找不到他——是毛主席到上海了。一直到11日,父亲才回家。12日一早7点,他把我叫起来,说:“想让你去北京一趟。”我问:“去干什么?”他说:“有事叫你办,你拿本子记一下。”我准备记,他又说:“你用几个字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父亲说:“关于庐山批评问题,”我打断他问“什么庐山批评?”他说:“你不要问了。对林立果、周宇驰一讲,他们就知道了。可能三中全会要重提一下。总理来了个电报给主席,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开成扩大的,每个军都要有代表参加。
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没有认真检讨。黄永胜我以前不认识,是在他当了总长后才跟他谈过。”父亲说:“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跟陈伯达不一样。因为主席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父亲说:“告诉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一说他们就知道。”
父亲为什么要我去北京通报?因为于新野讲过,说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父亲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父亲说,他既已答应于新野,总要有个交代,他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
父亲也许有些想法,但他没有完全说出来。他可能认为向主席检讨比较合适。
听完父亲的交代,我立即乘民航飞机去北京,到北京是下午3点,李伟信来接我的,开了一辆嘎斯69,一个多小时后,到了西郊机场一间平房(作者注:即西郊机场工字房)。
于新野在那里,让我坐,我一看,这是林立果的屋子。因为茶几上放着加应子、天府花生。他们正在下面条。于新野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
大约4点半以后,我听到汽车响,林立果、周宇驰回来了。于、李迎出去,介绍说:“这是王(维国)政委的儿子。”
然后,我、林立果、周宇驰三个人在屋里,我把父亲要带的话讲了,我说:“父亲说这是内部矛盾,早点表个态。”
林立果讲话语气很慢,而且眼睛看人好像是斜的。不过给人的感觉他反应很快。他说:“很感谢你们的关心。说明王政委对我们感情很深。毛还没看出你父亲跟我们有这个关系。今后要想法跟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副主席,特别不要提我。”
我说:“你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谈话大约半个钟点。以后我被于新野送到东交民巷。
晚上10点多,李伟信和他弟弟李伟军来了,李伟信开了一辆嘎斯69,他们要我一起上车。在车上,李伟信与我闲谈,说:“万一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声张正义。”当时我很惊讶。
我们的车是在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来的(作者注:这里大约就是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了),这时已经是9月12日晚上11点了。我站在通房子的后门外,从门外望去,里面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有辆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箱子,还有好多桔子水。我想这是林立果的东西。因为我过去见过他用桔子水泡饭吃。大约20分钟后,李伟信叫我上楼去帮忙。
我到了二楼,那里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我猜这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我把壁橱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里面只有一个饼干盒。然后又到隔壁去,那里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他说:“不知道退得干净吗?”他又叫我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去。
这时,已是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我和他弟弟说:“你们俩还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到机场去,接不到,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我们又回到东交民巷,我听到好几次电话铃,都是李伟军接的。第二天,不见李伟信电话,我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此时已是9月14日,全国禁航,全国开雷达找飞机。父亲问我在北京遇到些什么事,我全讲了。父亲反复问我一些问题。
他问:“李伟信讲的谁要离开北京?”
我说:“林立果。”
父亲问:“他要干什么?”
我说:“避避风。”
父亲问:“到哪里去?”
我说:“广州。”
父亲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他们要路过上海,那肯定是去广州。”因为我以前听顾同舟的儿子讲过广州为林彪盖了个房子,广州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广州有个小分队对林彪很忠。
父亲这时说:“据他们讲,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过来。而且讲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父亲一直很担心,他可能意识到出事了。14日这天,他终于让人带了两瓶感冒药到北京找江腾蛟,要江说我去北京是给他送感冒药的。那人在火车站见到了江的老婆李燕平,李要那人赶快回上海,并捎了一张纸条:“周(宇驰)于(新野)已自亡,李(伟信)被他家接(抓)去,家当都卖光了,我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