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自供狀之謎 他是真投降嗎?

分类: 文化/艺术 历史话题***:關于李秀成被俘後的表現,學界向有兩議:或以他爲效法姜維用計假降,或以他爲乞活變節。本文作者通過詳考,提出——李秀成是有汙點的英雄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一員威震四方的名將,而被俘後卻英雄氣短,寫下了數萬字的供狀,留給後人一個待解之謎。

李秀成被俘前後表現的反差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破天京,李秀成于當夜率千余名將士,護衛幼天王從太平門缺口處突圍,在沖到城外後與大隊人馬走散。

天明時分,人困馬乏的李秀成潛抵城郊方山一破廟中暫避,結果因隨身所帶財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兩個奸民縛送清營。8月7日,李秀成被曾國藩處死,時年42歲。在臨刑前,李秀成毫無戚容,談笑自若,並寫有10句絕命詩,“敘其盡忠之意”。

李秀成從被俘到被殺,前後僅有16天。在此期間,他曾曆時9天,在囚籠中親筆寫下數萬字的供詞,與此前此後的表現判若兩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詞中明顯流露出乞降求撫之意。他對曾國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頌,謂“久悉中堂(指曾國藩,引者按)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玉駕出臨瑤”,表示“我見老中堂大義恩深,實大鴻才,心悔莫及”,自歎“一身屈錯,未遇明良”,並將京城淪陷喻作“我主無謀,清朝有福”。

他還提出“收齊章程”,自願以“罪將”之身,出面代爲招降太平軍余部,從而“盡義對大清皇上,以酎舊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李秀成乞降時的心態 李秀成乞降的曆史之謎引起了史家的極大關注。

以此爲焦點,圍繞李秀成評價問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以羅爾綱爲代表的一派觀點認爲,李秀成是效法三國時姜維用計假降,另一派則認爲李的表現是“乞活求生”的 淹叫芯丁 天國後期,洪秀全一心想營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終對異姓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時卻又不得不在軍事上借重之。

無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 李秀成不時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爲了獲准回救蘇杭,李秀成被迫將包括自己老母在內的家眷留在京城作爲人質,並且捐助饷銀十萬兩,便是一例。

他所受的委屈是顯而易見的。盡管如此,李秀成依舊對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負重,苦撐殘局。因此,身陷囹圄之後,李秀成痛定思痛,難免就會在供詞中倒苦水,發牢騷,其文字也難免會有些情緒化。

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實心態的一種流露。“僞降”說惟一直接的依據是曾家流傳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一口碑。著名學者 亂 恪當年曾經推測,曾國藩不肯將原稿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隱。那麽,他不願示人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內容呢?這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破解的曆史之謎了。

不過,至少在殘存的忠王供詞原稿中,絲毫也看不到任何挑動曾國藩反清的痕迹,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類的稱謂倒並不少見。反過來說,即使口碑屬實,也只能說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國藩,而不能據此斷言李秀成這麽做僅是一種手段,伺機恢複太平天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槿詩\的結局可作一面鏡子 將幹王 槿詩\被俘後的表現與忠王李秀成作一對比,對我們思考這一問題不無啓發。

在先後被俘的太平天國諸王中, 槿詩\是惟一一位從滿漢仇雠的角度爲太平天國的敗亡浩歎不已的人。從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抱定殺身成仁的信念,決意效法文天祥。在獄中所寫的絕命詩中, 槿詩\強調“春秋大義別華夷”,爲“志在攮夷願未酬”而抱恨終天。

相比之下,李秀成從被俘直至被殺,始終沒有在任何場合流露過華夷(漢滿)有別之類的思想,可見所謂忠王效仿姜維僞降、意在挑動曾國藩反清的說法值得重新認識。此外, 槿詩\在就義前曾從江西巡撫沈葆桢處讀到《李秀成供》,並就其相關章節簽附反駁意見,是太平天國內部惟一一位讀過《李秀成供》並對之加以評述的人。

他在簽駁時反複數落李秀成“變更不一”、“己多更張”、 “變遷不常”、“變遷不一”,並提到蘇州叛將向李鴻章獻城一事,認爲“即忠王亦幾幾不免”。這實際上是 槿詩\對李秀成變節行爲的一種含蓄的譴責。 對天國前景的絕望是李秀成乞降的重要原因 在親筆供詞中,包括在與曾國藩機要幕僚趙烈文的對話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種強烈的宿命意識。

在被俘當晚與趙烈文進行的長談中,李秀成將1861年錯失解救安慶的良機解釋爲“天意”,並根據天上的星象,預言洋人在十余年後必成大患。

在親筆供詞中,類似的文字更是屢見不鮮。在再三批評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說地”的同時,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卻急 膨脹,這一矛盾現象恰好?明,此時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對太平天國徹底感到絕望,斷無伺機複國的念頭。

李秀成身經百戰,九死一生,他當然不會怕死,但在被俘之後,他卻多少顯得有些貪生。這也不難理解,他曾經叱咤風雲威震四方,如今卻束手就擒,生死僅在旦夕之間,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欲望也陡然變得強烈起來。在後來上報清廷的奏折中,曾國藩談了自己對李秀成的印象,認爲他“獻谀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

當然,這種言語明顯帶有誇張和泄恨的成分。趙烈文則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當晚與後者進行長談的內容。據載,當被問到“汝今計安出”時,忠王答道:“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暝目無憾。

”既做好了死的准備,同時又主動提出招降舊部,隱約流露出求生的念頭。趙烈文覺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複說:“汝罪大,當聽中旨,此亦非統帥所得主也。”忠王聽後低頭不語。 曾國藩利用李秀成性格中的弱點,使事態沿著自己設計的方向發展 28日下午,曾國藩趕到南京,幾小時後便親自審訊李秀成。

老謀深算的他對李秀成施展了攻心戰,並隨即萌生了將李秀成就地處決的念頭。當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視,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記裏又特意寫上“取僞忠王詳供”這一條附記。

曾國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願書寫供詞。李秀成是從7月30日開始動筆的。從李秀成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等語來判斷,曾國藩肯定對李秀成表露過安撫之意。

至于曾國藩究竟對李秀成有過什麽暗示或許諾,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對他有“恩情厚義”,現已無從知曉。以李秀成的閱曆,他絕不可能天真到對曾國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顯然對後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詞中自歎“一身屈錯,未遇明良”,這可能摻雜著他當時的一些真實心態。

他雖然不是怕死之輩,但因爲哀莫大于心死,對太平天國已徹底感到絕望,對曾國藩抱有幻想,所以難免會流露出一些反常、複雜的心態和意識,萌發一絲求生的念頭。 可憐李秀成終究還是被曾國藩算計了。

8月3日晚,曾國藩垂詢趙烈文的意見,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將李秀成從速“正法”。趙烈文回答說:“生擒已十余日,衆目共睹,且經中堂錄供,當無人複疑,而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

”兩人不謀而合。 8月6日夜,曾國藩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李秀成照面。據趙烈文講,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國藩“答以聽旨,連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見後再相複”。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趕寫供詞的李秀成寫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語。

結果墨迹未幹,曾國藩就派李鴻裔向李秀成攤牌,表示“國法難逭,不能開脫”,並于當天傍晚將李秀成處死。 曾國藩之所以擅殺李秀成,與他內心的擔憂有很大關系。

他早就認爲李秀成“狡詐百端”,對他在供詞中奉承自己的話並不當真。曾國藩心裏清楚,一旦獻俘到京城,他們兄弟二人欺瞞朝廷的一些事情,如曾國荃洗劫天京中飽私囊的真相等,便都會曝光,難免會落個欺君之罪。

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這個活口。 李秀成悲劇的意味 從對洪秀全、對太平天國一片愚忠,發展到被俘後在絕望心理的驅策下,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盡頭表現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

忠王不“忠”的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太平天國後期人心離散,士氣低落,氣數已盡,縱有天才而忠勇的將士苦撐,也無法使太平天國擺脫敗亡的厄運。 李秀成對太平天國敗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諸如“我主無謀”、“自惹而亡”、湘軍“將相用命”等等,雖然字面有些刺眼,但總體上仍比較中肯和深刻。

至于認爲中國日後“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爲先”,確乎是過人之見。盡管他寫了一些有辱氣節的話,給他的晚節留下了汙點,但他並沒有一味地向曾國藩卑躬屈膝,並且最終慷慨赴死。就此而論,李秀成仍然不失爲一個有汙點的英雄。(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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