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适的介绍 试论高二适书法活动的分期及特点

高二适,1903年生于江苏省姜堰市小甸址村。他的耿介傲骨、特立独行、不畏权威的个性与其家族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先生的书法实践,主要是以临习为主。1915年始临习《龙藏寺碑》,对之用功长达48年之久,先生的楷书、行书创作均能见到此碑面目。隶书以习《黄初碑》为主,厚实的汉隶功底为先生日后攻克章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46年,对唐太宗父子诸碑用功甚勤。

其间先生的创作处在蛰伏状态,大都是书写自己的诗作或作题跋。其书风呈两大面貌,一是以题《山谷全集》扉页为代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风,以欧体为底子,杂汉碑而带行意,呈凌厉峻峭的特征;二是以《海月诗》为代表的40至50年代前期的行书,其点画、结构甚得《龙藏寺碑》风韵;在行气上颇多逸笔,此为章士钊书风所挟而致(章氏书法得力于杨凝式)。

二(1954-1969年)

自1954年起,先生对书法研究和实践已进入自觉状态,并把目标锁定在章草上。

费时10年,七次易稿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这是继唐孙过庭用草书写《书谱》之后,又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珠联璧合的杰作。

《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和论文《〈兰亭序〉真伪驳议》是先生书法研究的两座高峰,在两峰之间的《绝交帖题记》也彼呈奇丽之景,不可小觑。

1965年7月爆发的“兰亭论辩”,首先是政治运动的产物。其次,论辩的双方是不对称的平衡。天平的砝码严重倾向郭沫若。然而,从一开始,高二适就理直气壮,艺高胆大,既不为权威所慑,又敢于直视问题。最终“论真者盖过辨伪者,王羲之书圣地位更加稳固,晋代行书书风更加光彩夺目,笔墨官司促进了司法实践的昌明和书法理论的深入”。

因此,“兰亭论辩”在其滥觞之际,政治功利性远远大于学术严肃性、开放性,但因高老凭借耿介的个性、精博的学识,以及捍卫传统文化的精神,振臂一呼,使其学术严肃性压倒了政治功利性,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后继来者看到风雨如晦的年代依然有真正意义上的亮色。1999年6月,国际“兰亭会议”的召开,又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兰亭论辩”已定格在文化史上。

在第二阶段,先生用自己研究章草的成果指导自己的书法实践,这是他行草书重要的发展期。其作品总体面貌是以其一种书体为主载体,再夹以其他一二种书体书之,章草、今草、大草处在整合期,“四体书”基本停留在继承宋克的层面上,自己的风格不够鲜明。这些作品可分三类: 第一类:以《致谢居二书》为代表的行书。此类作品书卷气浓郁。

第二类:以《杜甫·禹庙》为代表的大草。此类作品,线质硬挺,线条连绵,一气呵成,纯从怀素大草中来。

第三类:以《正气歌》为代表的“四体书”,此类书以章草为载体,点画精到,偶用大草形成纵势,布局有张有弛,亦庄亦谐,肃穆高古,越宋克而追晋人之风,得见先生才情。

另外,先生对小楷临池颇勤,且进入创作成熟阶段,净得魏晋之精髓。

三(1969-1975年)

1965年,“九月十一日午夜,碑帖书籍三千五百余册,突被地方‘收藏界’及居委会二部等假查户口之名,连宵绝载而去,一病弥年”。这场劫难对于高老却是一笔财富。他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草最为能解也。”天马行空,恣肆的草书,成了他生命的载体;身无图书的他,用生命的火焰将其“四体书”烤熟。“四体书”总体书风是个性十分突出,气象博大,情趣外溢,笔法、风神出入钟、王而盘桓于隋唐。

“四体书”的美学价值是巨大的,首先,它实现了先生提出的创作理念,即“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其次,“四体书”丰富的“能指”,决定了“所指”更深厚、更博大。

第三时期,先生继续进行系统的书法研究。1972年,再写《〈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可惜未能发表。先生的话语权被剥夺后,遂将《自创草书谱》连同大部分诗文手稿弃之炉火,此为自毁。1971年章士钊将其《柳文指要》寄予先生,先生将其中错误撰成《纠章二百则》,1973年章老将这部手稿带至香港准备出版,可惜,随着章老突然仙逝,这部融学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手稿散佚了,此为他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