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才作文 朱德与女儿朱敏在“文革”中【2】
中南海里贴有揭批朱德的大字报,首都体育场里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批斗朱德的大会。这些消息传到了朱德的女儿朱敏的耳朵里,时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的她急火攻心。
她相信党,相信父亲,相信父亲一生劳苦功高,光明磊落!虽然朱敏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她对父亲还是放心不下,必须亲自去看看。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她不敢使用,若使用时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大字报漫天、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就会从天而降扣在自己头上。
朱敏骑着自行车,奔向中南海。来到中南海西门,朱敏如往常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的证件,恭恭敬敬、彬彬有礼地递给卫兵。卫兵瞅上一眼,说:“证件失效,不能进去。”朱敏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申辩:“几天前还有效,今天就没效了?”连忙说:“我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来看望父亲的,请你通报通报。”
卫兵坚定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违反命令。”不听朱敏的解释和请求的卫兵,说了这句话后就笔挺地站立,目不斜视,镇定自若地指挥着进进出出的车辆、来来往往的行人。
朱敏豁然明了:卫兵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从卫兵坚定、镇定的神情看,朱敏意识到进不去中南海已成定局。呆呆站立门外的朱敏,用真切的目光扫视这原本熟悉而今却感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红墙那么刺眼。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使她感觉到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条不可跨越的大川界河!她品尝到了世界上对自由与亲情最残酷的剥夺,有家难归———站立在父亲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无法向老人家问问冷暖、聊聊家常、表表敬意。
朱敏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一个进出这道门的熟人,口信也捎不到父亲那儿。突然,眼前一亮———传达室不是有电话吗?她走进传达室抓过电话,卫兵没有干涉她,她噙着泪水告诉父亲:“我不能进入中南海看望您了……”朱敏以为如此诉说,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
哪知,接听女儿电话的朱德好一会儿后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进来了。我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儿,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的时候,再回家来,好吗?”因为是在传达室,不敢多问的朱敏很不情愿地放下电话听筒,等待妈妈到来。
康克清急匆匆地来到传达室,朱敏急切地向妈妈询问父亲的近况。得知父亲除情绪沉闷外,其它的都过去了,朱敏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可是,未见到父亲的朱敏心里还是觉得堵得慌。朱德可能要遭批斗,康克清虽然未告诉朱敏,但是朱敏从康克清妈妈那忧心忡忡、心急如焚的语言和眼神中还是看明白了。在传达室里作为晚辈的朱敏只能耐心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点释放,力所能及地分担一点忧愁。
后来,揭批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偃旗息鼓,草草地收了场。
1967年下半年,康克清也有家不能归了。她不能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在妇联大院里。朱敏再次探望父亲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来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多日不见,父亲明显地苍老了,增添了许多白发,神色忧郁,心情沉重。
朱德向朱敏询问了几个外孙的情况后,和往常一样教育朱敏要积极参加学习,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孩子们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放任他们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康克清妈妈呢?她身体好吗?”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跟随在朱德身边的朱敏的大儿子,嘴唇贴近朱敏的耳朵说:“被抓去游街了,我昨天看见她被造反派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一块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绷着脸的朱德没做声。在传达室里,父女俩还能说些什么呢?朱敏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见着父亲面了。
朱德步出传达室向自己的家走去,朱敏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弯了、驼了。父亲的心还是在想事,口还是想说话,但是内心的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开朗的人,容貌不会苍老得这么快,情绪不会如此低沉、抑郁、忧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