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的后代 刘元彦:我的父亲刘文辉
作为川系军阀的代表,刘文辉曾经历了军事的起起落落和政治的波谲云诡,他的人生历程,正是历史的某种见证。
长子刘元彦出生时,正值刘文辉军事生涯的顶峰。如今年近八旬的刘元彦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过着他安静的晚年。刘元彦退休前任人民出版社编辑,说话间眉眼总带着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出生在军阀之家、当年曾有优裕生活的“大少爷”。
刘氏家族与川系军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湘和父亲刘文辉一起构成雄踞四川的军阀势力,但其实我们的祖父辈只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户。
父亲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大邑一农民之家,是6个兄弟中排行最小的一个。13岁时,父亲考进公费的成都陆军小学,在入学试卷上,他写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让老师大为惊讶。
1916年,父亲在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后,便回四川,开始了军人生涯。他先在川军第二旅当上尉参谋,一年后任营长,以后一直很顺,1920年已经在宜宾当上混成旅旅长,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刘氏家族的军阀源头应该从刘湘说起。刘湘的祖父跟我祖父是亲兄弟,所以从辈分上讲,我跟刘湘是同辈,父亲虽然比他还小5岁,但是刘湘的堂叔。1909年刘湘从四川速成军校毕业后,凭借骁勇善战,经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后,他逐步成为四川总司令、四川省长,成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北伐后,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应该说,在父亲早期的军事生涯中,刘湘起了一些作用。父亲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川后,刘湘向别人推荐了父亲,但父亲并不直接在他的部队,以后发展更多还是靠自己的能力。
那时的四川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实行防区制,一个军人控制哪些地区,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归军人管,处于半独立状态。四川内战打了很多年,打得很厉害,也跟这个防区制有关。
父亲在各派系军阀混战中,地位进一步上升,1922年升任川军第9师师长,在打败杨森后,他取得四川帮办名义,1927年任24军军长,1929年当上了四川省主席,那时已拥有7个师,20多个旅、14万军队、81个县的地盘。而此时的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他们成为四川的主要统治者。
早期,父亲与刘湘是相互扶植的,刘湘第一次下野后,还是父亲出钱出力,帮他第二次上台。他们联手打掉了四川境内以杨森为主的其他军阀,联手灭掉了其他势力后,他们之间却慢慢对立起来。
根据父亲的谈话,我分析,他们的矛盾在于,父亲不甘于只在四川发展,他跟刘湘商量两人中一人出去打仗,另一个留在四川当后援。但刘湘自己不想出去,也不想让父亲出去。另外,父亲24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保定系的,而刘湘是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被称为“速成系”,两人的政治意图不一样,刘湘保守些。
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父亲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父亲后来在回忆里也很坦率地说,他反对蒋介石,“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父亲在四川发展壮大后,他的政治野心是“问鼎中原”。
当时国内掀起此起彼落的反蒋浪潮,父亲认为是他实现这一野心的大好机会。1929年12月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等联名通电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他又站在阎锡山、冯玉祥一边,一道通电反蒋,最后因为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出面支持蒋介石而失败;而刘湘当时则是支持蒋介石的。
1931年,父亲从英、日等国购进武器和飞机散件,从上海起航经万县港被刘湘扣留,多次协商无果。二刘间矛盾于是激化到不可调和,到了只有付诸武力解决的地步。1932年10月1日,刘湘向驻南充的父亲部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这场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
这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争,以父亲的战败而告终,他带着仅存的12个团从成都退到雅安。虽然未赶尽杀绝,但父亲“问鼎中原”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不甘就此沉沦的父亲开始筹划他的另一个领地——西康。
退守西康
西康过去被称为“川边”,是父亲过去后才建的省。1935年,父亲利用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愿以偿当上“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西康省在西藏与四川之间,当时的面积比5个浙江省还大。西康的省会在康定,1937年我们全家从雅安迁往康定。记得我和弟弟坐一个轿子,走了7天才到康定,第一感觉是康定非常落后,连四川的一个大一点的镇都不如。
以前父亲常年在外,我们和他相处的时间很少。退守西康后,他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慢慢多起来。
父亲先后娶过3个妻子。第一任是童年时订的娃娃亲周氏,因为没有生育,大伯做主,替他在老家找了第二房李夫人。父亲名叫“自乾”,嫁给父亲后,李夫人就改名“李助乾”,因为只生了一个女儿,脾气又不好,加之当时父亲已经开始在军事上崭露头角,需要有位“体面”的夫人对外应酬,1926年,大伯又替父亲在家乡找了第三位妻子,这便是我母亲杨蕴光。
1928年,我出生于成都。那时我们家住在方正街,是几进的大院子。小时候确实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母亲对我们兄妹管教严格,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家是“慈父严母”。我们不怕父亲,但对母亲心存畏惧。父亲在家里一般只穿便装,我记忆中,父亲对下属也很少发火,特别是对文官,一直很客气,只是对武将稍严厉些。父亲在家里生活很简单,一餐四五个菜,父亲只吃他面前的那一两个菜,而且因为部队出身,吃得也特别快,也不挑食。
父亲当时已不能向外发展,所以在西康制定了很多注重长远发展的政策,还写了《建设新西康十讲》。他比较重视教育。当年县长上任时,父亲有口令:县政府房屋的建设不得好于当地新建学校,否则就地免职。有的县长还亲自到小学代课。父亲到省政府上下班时都要路过一所小学校,现在康定的许多老人还记得:只要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父亲就会走过来,挨个摸他们的脑袋鼓励一番。
有一次我们全家去跑马山踏青,父亲对我说,他以后要在这里建一所大学,一座医院。虽然未能如愿,但父亲为不少大学捐了款,还为华西协和大学捐了一个楼,为了给西康培养人才,他出资筹办了一个特殊的系——乡村建设系,从西康保送一些人进去。
西康很落后,只有水资源,父亲决定在康定建水电站,他用了1亿元,动员了康定当地所有的银行资金,还自掏腰包拿出一笔钱才凑够。发电机是从美国买的,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发电机辗转了半个地球,花了两年时间才从美国运到西康,这个大升航水电站一直使用到今天。
退守康定后,为了巩固他在西康的地位,父亲也注意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与各派政治力量交往,所以当时他被称为“多宝道人”。
1935年,红军经西康北上时,我没有听父亲提过战争的具体情形,但当时的地方各派军阀在“围剿”红军时,都不是特别积极,因为他们明白蒋介石想借围剿红军之机,趁机消灭地方力量。如果和红军僵持,中央军就会派兵过来,趁机把地方军给收了。所以父亲当时也只是敷衍了事,还因为没有努力防守,遭到蒋介石训斥。
24军也有认真跟红军打过仗的,我二伯的儿子刘元瑭在24军下面任师长,他就认真打,蒋介石允诺要升他为军长,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到胡宗南那里,父亲拦他他不听,父亲不允许他把整师人带走,只让他带了一团人,结果到了胡宗南那里不久,就给他一个参议的闲职,白白送了一团的人给人家。他后来想明白了,又逃回成都。
抗战爆发后,刘湘的川军被蒋介石调出,部队一出川就被拆散调往各战线,等于将刘湘的部队全部化解掉,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就尖锐起来。1938年,刘湘因病去世于武汉。但一直有传说,他和韩复榘密谋阻止蒋军入川失败后,忧虑而死。我想如果刘湘意欲与韩联手,也是因为不满蒋介石把他的队伍拆散,他被架空的事实。
刘湘去世后,蒋介石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实际上想控制川康。父亲联系原刘湘的下属,还有四川一些实力派人物,共同抵制。直到1940年,张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虽然表面上他暂时和蒋介石平息了矛盾,但蒋介石对父亲的戒心也从未消除过。
抉择
1948年春,我还在华西大学读书,思想比较左倾,已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团组织,和地下党同学一直办报、办杂志。我和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有一天,我的“上线”跟我说:四川地下党想跟你父亲谈一次,希望你牵个线。
我平时跟父亲谈论政治并不多,但感觉到他很开明,左、中、右的言论都看,也不排斥。我想,跟父亲提及此事,如果他不同意,顶多只会骂我一顿。
父亲平时起得很早,有一天只有他一个人在吃早点的时候,我寻机跟他提了此事。没想到,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同意见面,然后又说:其实我早就跟他们(共产党)联系了。
那天父亲告诉我,1942年,他第一次与周恩来会面,这也是我们父子间第一次知道彼此的政治态度,但父亲嘱咐我不能跟任何人吐露,包括对四川地下党的同志。后来四川地下党派我的同学在雅安以父亲秘书的身份长住那里。直到解放前夕,他才知道党中央已事先派人到了雅安。
除了共产党,父亲和民盟、民革的关系都比较密切。他很早就认识张澜,张澜也是四川人,成立民盟时希望父亲能支持他,民盟的经费也主要是由父亲和龙云出的。1944年,父亲在张澜的住所填写了申请书,举行仪式后,申请书马上被烧掉,也是民盟让他们放心,不留任何把柄让蒋介石知道。
张澜后来被软禁在上海,1949年上半年,父亲去南京开会时派人看望张澜,张澜让他做好起义的准备;我见过李济深从香港给父亲写的密信,是写在绢上、缝在衣服里托人带来的,都让他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
1949年九十月间,父亲接到周恩来电报,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望你积极准备,但不宜行动过早,招致不必要损失。父亲考虑再三,带了一些人在10月下旬从雅安回到成都。之前,很多人认为父亲此举太过冒险,父亲回答说:你不懂得,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其祸速。他这次冒险回成都主要是争取时间,等解放军靠近再起义,同时联络更多的人起义,取得更大效果。
父亲一到成都,我们的玉沙街住宅对面就出现了一连宪兵,而且四周布有大量便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到成都。当天下午,他就召集有父亲在内的四川主要人物与他会面,鼓吹与共产党进行“川西决战”。
第二天,蒋介石来我家访问,表面上对父亲表示尊重和友好,但事先不通知,突然派来大批卫队警戒,说明他内心仍对父亲有所忌惮。他还通过张群等人向父亲提出两方面要求:一是让父亲、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抵抗解放军;二是提出让母亲去台湾,或让我先去香港,父亲也明白这一番话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为了表示“诚意”,当时的财政部长关吉玉还亲自到我家,说知道我家没有外汇,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当然,这些要求都被父亲以各种理由推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