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郑南峰 与兔子说话的人——纪念我的导师邹跃进

                                                                     与兔子说话的人                                                                ——纪念我的导师邹跃进    得知邹老师辞世的消息后,虽然心里早有了最坏的准备,但对我来说仍然觉有些太突然。

当晚,我拿出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默默的翻着。当翻到第一页,看到“导师签名”一栏处他新手书写的“邹跃进”三个字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酸,三年的师生相处历历在目。

    从发现病情到邹老师离开,整整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我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也是硕士毕业论文进行写作的时间,邹老师经常给我们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开讨论会指导论文。

那时,我们发现他经常称腰疼。讨论的时候,他总是将臀部担在椅子的前半部,一手扶着腰,一手拿着烟,边听着我们的论文的进展和内容,边不时地拿起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无论是本科生的作业汇报,还是研究生的阅读讨论他总是拿出纸笔认真的记录)。

我们几个同学劝他去大医院检查检查,他总是笑着说没事,疼得厉害了就拿出止疼片来吃上几片。

不久之后才发现,病情并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腰脱”,而是肿瘤转移在腰上。    说实话,与其他师兄妹们不同,我始终对邹老师有一种特殊的敬畏,以至于这种敬变为一种莫名的紧张。

在我眼里邹老师是个善于思辨、眼光敏锐、观点犀利的人。在本科时,曾经选过他的理论课,在小组汇报时无论同学们准备的如何充分,也会被他发现漏洞和问题。结果是同学们被问得哑口无言,还好最后大家都通过了考核。

毕业生们最担心的就是论文答辩,而答辩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邹老师。以至于读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艺术理论方向的毕业生在答辩之前,总要先将论文初稿交给他,让他提些意见,以免到答辩现场时出现尴尬。

平时和同学们私下聊天,总会听到关于邹老师的段子:在一些研讨会上,他经常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打破了原本“热烈融洽”的“学术”气氛。作为他的研究生,我们经常定期地向他汇报读书和学习成果。他一边听着我们的陈述,一边若有所思的在本子上记录着,最后提出他的建议和看法。

这是我最紧张的时候,甚至他的一个表情的变化就会让我忘记下面要说的话,以至于语无伦次。因此,“严厉”的邹老师形象就这样在我的观念中被“建构”起来了。

    然而这半年前的一个故事彻底颠覆了我对邹老师的原来的印象。邹老师的病情确诊后,开始住院化疗。每次去医院看望他,他总是先问我们毕业论文进展的如何。

年初,我去医院去探望邹老师,由于腰痛他只能半卧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的他显得有些憔悴,但神情依然透露出倔强。见到此情此景,我心中一阵柔软,对在场的师母说出了我对邹老师“严厉”的印象。听过我的言论后,师母不由得感叹说,其实,邹老师是个特别温柔的人。

于是,师母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天深夜,师母早已经睡下,邹老师像往常一样写作。(邹老师每天晚上坚持写作,基本凌晨四五点钟入睡。)大约在凌晨时分,师母隐约中听见邹老师似乎在与人说话:“你还没睡呀?”师母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只看到邹老师一个人正写作完准备休息。

师母十分好奇,询问他在和谁说话,他笑而不语。四处寻找后,她发现原来屋子里不只有他们两人,又还有女儿养的一只兔子。

这时师母才明白,原来,他在和兔子说话……      进入7月份,经过几次化疗后,邹老师的并没有向乐观的形势发展,疼痛依然折磨这个善良而倔强的学者。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忍着巨痛完成了对每个毕业生的论文指导,从文章结构到每个语句,都一丝不苟的加以修改。当人们都在猜测他能不能出席今年的毕业答辩的评审时,他用行动打消了别人疑问,他出现在毕业答辩评审台上。

答辩过程中,我不时地望着他,由于疼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滑落,手中的纸巾也被他攥得湿透了。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答辩会中,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答辩会。      听过师母讲的邹老师和兔子说话的故事后,每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我都会对他说:“您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还要读您的博士!”每次他听到这时,总是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