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诗词 范仲淹传世词作仅5首 《渔家傲·秋思》涉及戍边
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53岁的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员外郎身份,从耀州(今陕西耀县)出知庆州(治今甘肃庆城),后官复户部郎中,又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到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与同职的韩琦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范仲淹在庆州知州任上前后共一年半时间。
在他三年多的戍边生涯中,这一年半时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并在他诗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范仲淹一生传世词作仅五首,其中一首就是写庆州的,这就是著名的《渔家傲·秋思》;但仅收录于《范仲淹全集》的诗就有300多首,其中写庆州的只有两首,一首是《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一首是《城大顺回道中作》。而且,这三首诗词均写于庆州,均涉及戍边,可以说是他在庆州期间军务活动留在文学中的印记。
1041年秋天:伤感的《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地点,大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也有人认为在泾州。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刘文戈先生经过多方论证,并于2001年、2010年先后发表两篇考证文章,坚持认为写于庆州,并得到了许多范仲淹研究专家的认同与引用。
这首词是写秋景的,必然写于秋天。范仲淹戍边三年多,经历过三个秋天。第一个秋天在延州,第二个秋天在庆州,第三个秋天,初秋在庆州,暮秋在泾州。这首词写于哪一个秋天,与作者当时的心情密切相关。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范仲淹以户部郎中身份出知延州,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一个秋天。
这一年的初春,宋夏发生了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延州原知州范雍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延州危在旦夕,但朝廷大臣均视延州为危途。一名叫做张存的大臣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甚至以母年八十、素不知兵为由坚辞不任。这时,被贬在江南的范仲淹临危不惧,自荐戍边:“自荐老臣,固渐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见范仲淹《延州谢上表》)
无疑,赴延州任职,范仲淹可谓“雄赳赳,气昂昂”。到任后,他雄心勃勃,整编军队,加紧操练,收复失地,修建城垒,西夏有言:“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指范雍。同时,也“野心勃勃”,通书西夏帝李元昊,劝其取消帝号,弭兵言和。所以,当时虽秋意正浓,但范仲淹是初到延州,又是自荐戍边,他不消闲,更不消沉,所以不会发出“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感叹。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1041年)初春,朝廷内主战派占了上风,朝廷决定出兵讨夏;范仲淹力主“以守为主”,连上三表极力反对,但最终无济于事。结果,好水川之战,宋兵又一次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元昊遣使回书,出言不逊,态度张狂。范仲淹当着使者的面焚毁其书,而“潜录副本以闻”。这一切,都被一些朝廷大臣抓住了把柄,认为他“不当辄通书,又不当辄焚之”,纷纷要求“严惩”范仲淹,有一位叫做宋庠的大臣甚至“请斩仲淹”。
一腔热血到延州建功立业的范仲淹,在任职8个月之后,于庆历元年三月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贬知耀州。
在耀州任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于当年五月调知庆州。
耀州是小州,庆州是大州,而且在抵御西夏过程中,庆州和延州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显然,这一次调动,算是朝廷对范仲淹的宽恕,也流露出了想使用他的意思。
到庆州后,他立即奏请巡边,与属羌缔结合约,训练将士,整理边务,忙忙碌碌,一转眼又到了秋天。这是他戍边生涯的第二个秋天。
虽然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朝廷也于九月份恢复了他的户部郎中之位,但因为此前战事连连失利,边疆形势仍然吃紧。更重要的是,他的“以守为主”的策略还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说得到朝廷认可。他不想无所作为,但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作为,所以忧心忡忡,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是所谓“归无计”“人不寐”也。
这时的秋景,在他的眼中,自然是一片清冷,一片凄凉。其中心中的愁楚、伤感与萧索秋色暗相呼应,自然就有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将军白发征夫泪” 的吟咏。
同时,刘文戈先生对古庆州城了如指掌,也曾多次前往陕西考察曾经的延州城。他说,延州、庆州,都是“塞下”,但有很多不同。一是山不同:延州城周围的山,多是尖顶的,可以称为“峰”;庆州城两边的山,是平顶的,才能称作“嶂”。
所谓“千嶂里”,指的一定是庆州城。二是城不同:当时的延州城在今延安城区南面的沟壑中,跨沟而建,南北城门在沟底,东西城门在两面山上,如此之城,称之为“孤”十分勉强;庆州城建于北山延伸下来的高阜之上,两水夹流,山衔水抱,四面城墙高耸峻拔,称之为“孤”恰如其分,所谓“孤城闭”,指的也一定是庆州城。
所以,刘文戈先生认为,这首词不仅写于秋天,而且就写于1041年在庆州的这个秋天。
1041年的秋天,对于范仲淹来说,是一个郁闷的秋天,一个纠结的秋天。
1042年秋,正是范仲淹“春风得意”的时候。四月份,朝廷颁诏,任命四路帅为观察使,知庆州范仲淹为邠州(今陕西彬县)观察使。虽然观察使是个虚职,但俸禄高于知州,是朝廷对有功者的奖赏。范仲淹连上三表,固辞不受,朝廷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闰九月,朝廷任命纨子弟葛怀敏为统帅,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境内),渭州、泾州危急,范仲淹由庆州出兵驰援,稳定了边疆局势,宋仁宗大喜过望,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并为其加职进官,范仲淹不久便出将入相(1043年4月范仲淹入朝,7月任参知政事即副丞相)。
所以,刘文戈先生说,1042年秋天,无论是在庆州,还是在泾州,范仲淹都没有理由再说“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样的话了。
1041年冬天:乐观的《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
蔽野旌旗色,满山笳吹声。
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
庆历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向朝廷上奏了《上攻守二策状》,全面阐述了自己对西夏的应对策略。
在《攻议》中说:“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又说:“如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在《守议》中,他从地理、兵制、供给三方面具体分析了夏宋形势,“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边面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最后得出结论:
臣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力不匮。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范仲淹的戍边策略基本形成,即以守为主,兼之以攻,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守;攻则宜取其近,不取其远,以免长途奔袭而得不偿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步步为营,积极防御。
《上攻守二策状》写好后,正逢他的朋友、陕西转运司判官梁坚由庆州归朝,于是托梁坚将其带回东京(今河南省开封),上报朝廷。
梁坚完成范仲淹所托之事后,给范仲淹写了一封回信,并附寄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范仲淹看后,便以此诗相和。这个时候,正是庆历元年的冬季。
诗的前两句生动描述了宋夏战场波澜壮阔的景况,后两句抒发在宋夏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豪情。
当年,范仲淹自荐知延州时,还没有戍边的经历,有人认为他一介书生,不可能抵御西夏的入侵;同时,他主张以守为主,拒绝参与对西夏的主动攻击,也被认为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攻守二策”是范仲淹长期实践和思考的产物,上奏朝廷后,等于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同时也增加了他对“主守”策略的信心,不再是 “燕然未勒归无计”了。“功名早晚就”中的“早晚” 二字,说明他既想成就功名,又不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时,也用“裴度亦书生”回应了有人对他“书生”身份的质疑:唐朝的裴度也是一介书生,不是同样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吗?
其实,在《上攻守二策状》之前,他已经连续写了《请修复城寨奏》《乞先修城寨未宜进讨奏》《乞于沿边诸寨置榷场奏》等奏章,以求朝廷强化防御措施;而在此之后,他再一次上奏《再议攻守疏》,继续推行他的防守思想:“今臣领庆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则?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
范仲淹对积极防御战略的坚决与执着由此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所以,从史料中,很少见到他在庆州任上有关军事行动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关于修城筑寨的故事。《庆阳县志》称,范仲淹知庆州期间,在环庆一路,就修筑城寨28座、烽火台44个。
1041年冬天,对范仲淹来说,是一个自信的冬天,一个乐观的冬天。
1042年春天:喜悦的《城大顺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范仲淹到达西北前线后,通过实地调查,依据国力和兵力现状,很快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深入西夏境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战,主张训练边塞军队,巩固边防,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修城筑寨即是践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措施之一。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大顺城。
关于大顺城的修建,《宋史·范仲淹传》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庆之西北马铺砦(同寨),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马铺寨是后桥川的出入口,而且在西夏地盘之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范仲淹计划在马铺寨筑城,但事先就想到西夏一定会前来争夺,于是秘密派遣儿子范纯祐和蕃将赵明抢先占据马铺寨,之后又带兵相随。但是,各位将领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一直到了柔远(今华池柔远镇),才告诉他们要在马铺寨筑城。
筑城的工具早就准备好了,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大功告成,这就是著名的大顺城。西夏发觉以后,出动三万骑兵来夺城,并假装失败,范仲淹对这些伎俩早有防备,告诫将士“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后来发现果然有重兵埋伏。夏军之计被识破以后,就仓皇撤退了。
柔远自宋以来从未改名,也一直在庆州之东北。所以,《宋史》所谓“庆之西北”应该是“庆之东北”。华池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郭含殿先生认为,今华池县山庄乡境内的二将城古城即是大顺城故址。据说,1991年以来,从那里挖掘、捡拾到上面有“大顺城官”“大顺城”字样的残瓦已有10多块,且字体、形制不一。刘文戈先生认为,这是确认大顺城故址的有力证据之一,但这些瓦块可能并非范仲淹当初筑城时所用。
马铺寨新城竣工以后,立即报告了朝廷。宋仁宗非常高兴,亲赐“大顺城”之名。宋代大思想家张载也专门写了一篇《庆州大顺城记》,说大顺城“深矣如泉,岿然如山。百万雄师,莫可以前”。这也成为成语“百万雄师”的出处。
之后,范仲淹又招募当地百姓轮流守卫大顺城,平日,在家耕种土地,农闲训练;战时,官家提供兵甲器具,参与作战,大顺城因此成为阻击西夏南下交通要冲上一个可攻可守的坚强堡垒。《宋史·范仲淹传》说:“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这一切,都是范仲淹的功劳,所以,当时西北有民谣云:“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首诗作于从大顺城回庆州的途中。前两句写景,姗姗来迟的春花,为荒凉的边塞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后两句言志,大顺城筑成后,了却了一桩“边事”,所以就不自觉地想家了。但是,跟“浊酒一杯家万里”相比,“春老未还家”则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顺城在宋夏、金夏纷争两个时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元代才失去其守御功能,变成了一座废城。现在,更是残垣断壁,荒草丛生。但是,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仍然有它的魅力。当地百姓和来这里旅游的人,仍然愿意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影。
1042年春天,对范仲淹来说,是一个多彩的春天,一个欢快的春天。
范仲淹父子三人四知庆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省)人。24岁举大中祥符进士,历任秘阁校理、吏部员外郎,知陈州、苏州、开封府等,因忤丞相吕夷简,被罢知饶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自荐戍边,开始了他三年多时间的戍边生涯,其中知庆州一年半时间。
范仲淹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范纯祐随父守边,参与修建了大顺城;二儿子范纯仁在宋神宗时两知庆州;四儿子范纯粹在宋哲宗时知庆州达五年之久。范仲淹父子两代三人四知庆州,并均有惠政,与庆州结下了旷世奇缘,留下千古佳话。
范仲淹写在庆州的《劝农》诗
明嘉靖三十五年《庆阳府志》载有一首范仲淹写的《劝农》诗。这首诗在《范仲淹全集》未收入,可视为范仲淹在庆州时的一首佚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