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第三房媳妇、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
1949年初,方智怡的父亲方恩绪来到高雄的港务局工作,他以为短时间就能回去,后来发现形势日益糟糕,同时妻子已经怀孕了,怀的正是方智怡,于是让妻子带着孩子来台湾,一家就此在台湾安家立业。嫁人蒋家后,方智怡冠以夫姓,如她曾经在宁波同乡会的会员大会中所讲,她也是宁波人。
与蒋孝勇的婚恋,是方智怡生命中最重要的印记。
恋爱——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无关其他因素,当年的蒋孝勇给心上人取名“七星仙子”,给自己取名“天南独龙”。方智怡生目的时候,蒋孝勇给自己的仙子送上的生日礼物是他亲自绣的手工艺品,上有两只小狗。7年后,蒋孝勇挽着“七星仙子”步入了婚姻殿堂,实现了当初他的手工艺品所绘图画的愿望,这个“天南独龙”从此告别“独龙”生活。
“认识先生是在高二。他念陆军官校的预备班,他有个很好的初中朋友在师大附中念书,也是我的朋友,于是就这样认识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普通朋友嘛,孝勇每次从高雄凤山的陆军预备班回到台北,就会和我见面,看看电影,或者吃碗牛肉汤面。”回忆与亲密爱人相识相恋,方智怡一脸柔和的笑容。
父亲告诉女儿,男朋友就是男的朋友,女朋友就是女的朋友,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会有男朋友女朋友,交朋友是件好事,等到你觉得有一个人比较特殊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考虑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开明的父母,开明的思想,让方智怡拥有了很多同性和异性的朋友。
可以说,父母对方智怡的人际交往所持的积极态度,给予了她充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也让她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谈恋爱的时候,我公公是‘国防部’部长;结婚的时候,公公是‘行政院’副院长。
但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没有把家里的背景作为考虑因素。我先生对我以及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很好,很尊敬我的父母兄弟,这是我们交往的基础。”和蒋孝勇相恋的7年中,方智怡也近距离接触到了台湾前第一家庭。
“1968年,先生在预备官校演习的时候摔伤住院,我去看他。在病房的时候,临时听到通报说是‘总统和夫人到了’,我那时19岁,很慌张,但想躲也躲不了,只能乖乖地站在病床边。蒋夫人问我,你就是那个方小姐吗?我低着头颤声回答。
蒋夫人接着说,我看,你不应该叫方小姐,看你那么圆的脸,我觉得你应该叫圆小姐嘛。在场的人都大笑,我也笑了,一句话把所有的紧张都化解了。而蒋中正先生,则微笑着没讲什么话。”这是方智怡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
方智怡沉浸在回忆中,“看到爷爷蒋中正先生,心中很是敬畏,但是接触不多。比较而言,后来和奶奶接触比较多。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奶奶很幸福,她很温柔,很慈祥,在很多事情上能教导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具备榜样,让我深深难忘。
”而参加蒋家的家庭活动,于方智怡来说,更是一种考验。方智怡说:“我和孝勇在交往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家周六有个西方式的聚会,公公和我先生说带方小姐一起去。我挺紧张的,回家问我父亲,父亲说你自己决定。
在那场聚会上,我应对得很好,这也要感谢我父亲,小时候就教导过我们西方的礼仪。后来听先生说他的父亲夸奖我表现得挺好,我当时的感觉是过了一个关卡。”论及婚嫁的时候,很多人对方智怡说,你不能嫁过去,你会被束缚住。因为了解她的人知蒋孝勇生日时候与父母以道,她的个眭大大咧咧,自由惯了。但方智怡在及哥哥的合影与蒋孝勇7年的交往中,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我承认,我是个幸运并且幸福的女人。
”方智怡笑着说。姻缘——牵手承诺,决定了人生的轨迹对女人来说,婚姻是第二次投胎,古往今来,一直如此。早年的恋爱故事,后来的婚姻生活,都是方智怡的幸福回忆。成为第一家庭的孙媳妇,究竟给她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1973年7月23日,在士林官邸的凯歌堂,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把方智怡正式变为蒋方智怡。
婚礼的仪式一结束,他们就赶到荣民总医院,去拜见爷爷奶奶。当时蒋中正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在荣总住院已将近一年。刚到荣总,侍从武官就非常紧张地频频催促,说老先生和夫人老早就坐在那里了。
蒋方智怡赶忙换上旗袍,和蒋孝勇到客厅依家乡习俗向两位老人行跪礼并奉茶。礼仪完毕,宋美龄向她招手说:“来来,拍张照片。”方智怡站到了她身后,而宋美龄则笑着拉住孙媳妇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来。这天,蒋中正苍老消瘦的脸上时不时地浮现出笑意。
与妯娌们相比,蒋方智怡感到自己很幸运。
因为他们是蒋经国子女中唯一在国内成婚的;因为他们的婚礼不但公婆参加,而且蒋中正和宋美龄也依家乡礼俗见面并且合影;因为他们的婚讯是蒋家后代婚姻中唯一对外发布了新闻的,全世界都看到了那张合影照片。“我在结婚之前就问过他,是否会从政,因为依照我的个性,我不希望他从政。
他说他要从商,也不做公务员,所以才安心嫁给他。”蒋方智怡说,蒋孝勇从台大毕业后,就选择了从商之路。由于进民间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可能引发风言风语,于是蒋孝勇不得不选择了党营事业,就此与之结缘,先后在中央玻璃纤维公司、中兴电工、中央投资公司等单位任职,并终此一生。
婚后,他们住阳明山。蒋孝勇掌握家庭的大方向,蒋方智怡则在家里做了全职太太,相夫教子。由于生活条件优渥,婚后在台湾的日子里,蒋方智怡没有下过厨,也没有做过家事。蒋方智怡觉得很幸福,因为丈夫疼她,蒋家上下待她也都很好。
在长久的婚姻里,夫妻之间基本没有大的争执,偶尔有些不愉快,也立刻能化解,这与他们长久恋爱培养的信任度和深厚的感情基础有很大关系。在蒋孝勇看来,蒋家上下对方智怡很好完全是她自己换来的。“因为她非常孝顺,有什么事情总是先想到公婆,对我和我们家人都很体贴、柔顺,如果有来生,我还是要娶她做我的太太。”方智怡,因为变成了蒋方智怡,她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
挑战——移民海外从零做起
蒋孝勇很懂得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用尽力量保护家人不被烦扰。在蒋方智怡与蒋孝勇三十年的相处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举家移民加拿大。
“我先生在父亲身边陪伴了很长时间,公公比较信任他,他的压力很大。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很清楚他的位分和角色,公公去世后,他果断地做出移民的决定。”当蒋孝勇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申请移民被批准后,向家人宣布了这个决定,那是1989年。
蒋孝勇的想法是,蒋家涉足政治,到他这代结束,不要再让下一代有包袱,蒋家和中国现代史的联结总要有个结束。移民地,蒋孝勇选择的是加拿大的蒙特罗,正如他所说的,要选择一个中国人最少的地方,远离人群,远离是非。这也是他保护自己家人的唯一选择。“也是因为加拿大并没有在‘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里面,所以,我父亲选的是加拿大”。蒋友柏则如此解释他父亲的选择。
蒙特罗很冷,却也四季分明,从台湾出发到达那里,没有直航的班机,需要飞24个小时。蒋孝勇每两个月回台湾两个星期,探望母亲以及处理相关事务。从台湾到蒙特罗,属于从绚烂归于平淡,于蒋方智怡以及全家都是挑战。起初无论在生活还是心情上,大家都很难适应。出国前,家里有管家、厨子、佣人,蒋方智怡夫妇几乎没有做过家务,而今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四人相依为命。
一切都从头开始。“刚到加拿大,我们夫妇俩在冰天雪地里四处看房子,冒着大雪,辛苦看了不下100幢房子,每到一家,就得先把雪靴脱掉,然后由一楼看到三楼,再穿上雪靴出去,如此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
“我们从买锅碗瓢盆开始,学习做饭,学习过生活。全家一起开着车子到店里购物,无论到哪个地方,干什么事情,都是全家一起行动”。相比之下,蒋孝勇以前在陆军官校待过,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孩子们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之类的事情,回家都是找爸爸。那时,蒋方智怡已届不惑之年,然而在现实的磨砺中,她越来越能做好家庭主妇的角色。
1990年6月,蒋方智怡在加拿大生下老三,第三个儿子的诞生是因为“我先生很想要一个女儿”。“当然只要孩子健康,男女也都无所谓的”。蒋方智怡笑着强调。在加拿大的日子,也是孩子们日渐独立的过程。在台湾开饭,有人帮忙,所以不用收碗筷,说声“大家慢用”就可以离开座位,但是在加拿大,孩子们要将自己的碗筷收到水槽里去,谁做什么家务,都分得很清楚。
尤其在蒋方智怡怀第三个儿子蒋友青的时候,全家一起帮忙,更是显现了亲情的珍贵。
1992年,由于居住的地方对孩子升学有法文要求,蒋孝勇夫妇带着儿子转学到美国去读书,也就此在美国安顿下来。不过,不管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蒋孝勇曾经公开表示,他的后代,会永远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