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新疆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图)
在女校初识朱旦华1936年我爱人方未艾受组织上派遣到新疆,任反帝同盟会阿尔泰反帝会分会副书记,我随同前往。1938年,他被盛世才逮捕。我离开阿山,抱着孩子来到迪化市,见到盛世才,质问他说:“为啥逮捕我的丈夫?”盛世才说:“这是新疆的政治问题,你们女人不会知道的。”随后命令我到迪化市的女子学校教书。
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老婆邱毓芳。一天晚饭后,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性来访。她中等身材,一头黑黑的短发散在身后,戴副银边眼镜,两眼笑眯眯的。我请她坐在屋里唯一的破旧木椅上。
只听她轻声轻语地问:“您是王先生吧?”我点点头。她接着说:“今天,邱校长让我来,请您到中学部担任体育课教师。”
在我来女校之前,就知道从苏联和延安来新疆一批共产党员和干部,我猜她一定是由延安抗大来的那位中学部教务主任朱旦华。我很激动,向她尽情倾诉了自己的苦楚。
朱旦华耐心地听我说完,鼓励我要坚强,并告诉我有事就找她。之后便告辞走了。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她给了我无限的勇气。
将歌舞带进校园
迪化女子学校是新疆当时唯一的女校,学生唱的歌曲,大都是歌颂督办盛世才的或一些新疆民族歌曲。自从朱旦华她们来后,歌曲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唱起了新疆有史以来从未唱过的歌,歌词尤其激动人心:“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
在短短一个月里,教室、操场上响起《五月的鲜花》、《大路歌》、《保卫黄河》等革命歌曲,校园里增加了生气勃勃的空气。朱旦华她们不时举办歌咏、诗歌比赛,组织学生到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小剧。每当学校演剧或放映电影之前,都要宣传抗日。
一天晚饭后,我来到操场,看见许多教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气氛很热烈。我挤进圈子,看见朱旦华穿件咖啡色带白点的旗袍,两手左右上下摆动。这是一种蒙古舞蹈,很粗犷、热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平日举止安娴、文雅,说话轻声慢语的朱旦华,竟然跳得那样好,难怪教师和学生都为她鼓掌。
过了几天,我刚下课还没坐下来休息,朱旦华走进办公室,对我说:“王先生,邱校长又让我来请你到中学部教体育课,你还是别推辞了吧。”
她见到我没作声,又接着说:“现在开学多日了,课程排不开,邱校长说请你务必去。”我那时在中学后院的附属二小教体育、音乐课,每天课时不多,也不太累。只是因为挂念爱人,工作心不在焉。
朱旦华见我还没回答,就拉我坐下,细声细语地说:“王先生,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们会帮助解决。但你是不是该想一想,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明天会怎样呢?我们都有责任啊!”
她的话虽然不多,但字字句句打动了我的心。我说:“好吧,我去。”朱旦华笑了,点点头站起来说:“我们欢迎你早一天去中学上课,一言为定啊!”
大约过了一年,女校又增添了三个大学班,有文学班、医学班、师范班,从此女校改名为新疆女子学校。我在这个学校担任体育课教学,和朱旦华相处得极为融洽。
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朱旦华与毛泽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我也去了。新郎穿一件干净整洁的旧毛料西服,新娘穿的是来新疆后惟一添置的米色裙装。当时在新疆的名人沈雁冰、张仲实等都来了。女校的歌咏队为他们唱了一首自己写的赞歌:“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纵海枯石烂,骇浪掀天,也毁不了你俩的贞坚;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
他们结婚后就住在财政厅的一间普通的房子里,我们去看过。记得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就是一堆书。朱旦华的家当只是一个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但两人很快乐。
忽然见不到她了
女校变为女子学院后,除增加了班级,下面还管着两个附属小学和一个职业培训班及一个幼儿园。朱旦华在女子学院任教务主任,我任体育部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越来越熟。为了宣传抗日募捐支援前线,朱旦华找到当时在新疆的文艺界名流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方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女中话剧团,排演出了《朔风》、《妇女解放三部曲》等剧目。
我和朱旦华共事4年,1942年,她被推选为新疆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政务委员会委员。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她还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因而被称为“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
记得1942年秋季举行开学典礼时,邱毓芳校长上台讲话,全校员工都必须参加。我没看见朱旦华和延安来的那些同事。一打听才得知,盛世才把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朱旦华也带着儿子毛远新进了牢房。我们都很为她但心。开学很长时间,谁也没有再见到朱旦华,大家不敢公开谈论这事。因为,谁有不满的言论和情绪,被邱毓芳知道后回家告诉盛世才,第二天就会被抓进监狱。
狱中的顽强斗争
由于党的营救,1945年,我爱人终于获释。他告诉我,在迪化第四监狱关押了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人和孩子,朱旦华和女子学院那批延安来的教员,都押在狱中。毛泽民牺牲时,朱旦华才30岁,儿子毛远新还不到3岁。母子俩从1942年9月17日被关押,到1946年6月10日获释,整整蹲了3年零9个月的新疆监狱。朱旦华没有屈服,她在狱中组织难友同监狱看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朱旦华等女眷和她们的孩子于1943年4月,被投入了新疆第四监狱。朱旦华在狱中被党组织指定为女牢党的负责人。当时狱中党组织称学习干事会,由张子意负责。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和学习干事小组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和秘密工作。
有一天,朱旦华带孩子去监外医院看病时,在医院遇到了迪化女中的学生张玉贞。张玉贞出身贫苦家庭,是一名学习优秀、思想进步的学生。朱旦华通过她同男牢建立了第二条联络线,第一条是患有癫痫并住在监狱养病室里的李宗林同志,联系站就设在医院。
过了不久,朱旦华了解到张玉贞有投奔延安的念头时,便积极鼓励她前往。朱旦华与女牢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写出了全部被捕同志和家属的姓名,托张玉贞千方百计送到延安去。这份名单是朱旦华等人为了要让党中央了解新疆监狱的人员状况,用糨糊写在一块白布上的。后来,张玉贞改道去了重庆,找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将名单交给了魏传统。
1946年,在延安党中央的努力下,国民党同意释放朱旦华等“在新疆的延安人员回家”。朱旦华离开新疆后,我和爱人方未艾也离开新疆去了兰州。此后再也没能见到朱旦华。 (王采南口述;方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