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恺徒弟 岭南中医世家|罗元恺:父辈通儒助北伐 书香子弟成名医

一个中医世家的轨迹:从“儒医”到“学院派”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院”的综合体,从他开始接触中医那一日起,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许多老中医的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遇贫穷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习医从小就受到父亲罗棣华的点拨。

以前的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这要求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可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罗元恺的父亲罗棣华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都是自学所得。

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罗元恺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而除此之外,罗元恺还接受了现代的中医学教育,可谓“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26门课程。广州许多赫赫有名的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该校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了。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另外,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积极吸取西医知识。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设了西医基础课,罗元恺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罗元恺与夫人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了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值得一提的是,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并负责《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今天,罗元恺的独女罗颂平继承了他的学术,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的她,谈及自己的父亲,自信而自豪。

从罗棣华到罗元恺再到罗颂平,一个中医世家完成了由“儒医”到“学院派”的轨迹。

后人讲述

『罗颂平,罗元恺独女,1957年出生。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事实上,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年过四十,”说起自己的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自豪,“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有力。』

罗元恺的著作 

祖父罗棣华曾做北伐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于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时是乡下的教书先生,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悬壶治病,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做随军军医。行旅之中,常有瘟疫,即各种传染病,故爷爷擅长于岭南温病。

北伐战争结束,爷爷来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设了中医诊所。爷爷先后娶过3个妻子,养育过11个儿女,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校5年,他研读了很多医书,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克明医刊》。

父亲罗元恺名列前茅留校任教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闻名,但他初出茅庐之时是一名内科医生。其实,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执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在业医之余,还在当时的广州大学修读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时,罗家辗转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跟爷爷、奶奶一家数口返回南海乡下。一个月后,日军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父亲在九龙开诊所行医,母亲也去了香港,她与两位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任校长。

1941年香港沦陷,父母在离开香港前结婚,并带着一家老小又折回内地,经水路、陆路,绕道桂林,逃难至韶关。爷爷在途中不幸得霍乱去世。当时韶关是抗战的后方,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行医。那时兵荒马乱,很多人死于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父亲最小的弟弟也在韶关得病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诊外,还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编写。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广州,原先的医院和学校曾被日军占领作为宪兵司令部,设备全部散失,那时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较特殊,既非公立又非私立,是由广东的八家药行和香港三家药行合资所建,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校董、校友取得联系,父亲在此期间为学校的复办做了很多工作。

1947年,学校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回母校任教,随后担任该校的校长。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1956年,政府开办中医学院,父亲是广州中医学院的筹备要员。他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政期间,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图书馆等。尤其在中国中医学教育发展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革”时期罗元恺一家的居所(二楼)

1977年,广东省革委会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妇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

1982年,父亲近70岁,自己请辞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77岁的罗元恺任人大代表

父亲那一辈老中医,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学术著作和临床经验。我父亲从医60年,不仅从未脱离临床,而且善于著述、勤于写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经常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比较多的。最难得的是他一贯亲力亲为,认真总结临证经验,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充当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景岳全书•妇人规》是我父亲非常欣赏的一部明代医著,原版是竖排的,没有标点,他在1983年要全文注释此书,是我先把原文一段一段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由父亲加上注释,我再把稿子誊清。

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中医妇科学》教材,应用很广,并流传到台湾、香港,至今还有些学校在用他主编的教材。我去耶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1200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他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本文摘编自《岭南中医世家》,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