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这里是清华 清华之所以为清华 是因为他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
在清华建校的百年历史上,共出现19位校长(其中20世纪50年代初冯友兰和叶企孙两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务)。了解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清华校长难当,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长则三五年,短则一两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两个月。
但是,梅贻琦先生自1931年底任校长直到1948底离开北平清华园整整17年,而且他还于1955年自美国返台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一职至逝世(1955~1962)。
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先生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幽默风趣如他。那么,他到底是凭何本事,让清华师生十多年不愿意倒他这个梅呢?
梅贻琦先生一生著作虽少,更少的,是世人对他的苛责和负面评价。
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
由此可见梅贻琦先生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
“他是清华师生最值得信赖的人”。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在当时的环境下,外忧内患,学生运动的高涨常常让梅贻琦陷入进步学生与当局政府对抗的夹缝中,但他从来不反对风起云涌的学生活动,他心里有一个“该怎么做”的杠杆。
他其实并不希望学生们赤手空拳去搞政治运动,但他只是把自己的意见仅仅作为一种“意见”而不是”命令“,学生不听取他的建议,被抓了,他去保释,劝解,再被抓,他再去谈判,去保释。
回头学生间(包括一些激进派的教授)组织的活动,依旧不禁止,不参与,不干涉。这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
就拿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
抗战暴发前夕,20名左右的同学因为政治原因被捕,他们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告诫同学:“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还说:“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得知这件事,看到这番话,对于梅贻琦先生的敬佩更多深几分。当时台下的学生,一定为有这样的校长而感到自豪和温暖吧。清华,使他们真切可以依靠的家。梅贻琦,是他们真切可以信任的亲人。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在一次采访中,清华大学校史研究专职教授黄延复,回忆梅贻琦先生寡言这一特征时说:“大家当时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意思就是他平时少言寡语。但是该轮到他拿主意的时候,比谁都果断。”
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甚多魅力和哲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其一例;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
“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不胜枚举。
也正是因为梅贻琦先生这般寡言的个性,专注做事,将所有心力放在清华上,而不是出著作,搞演讲,他不是不能出著作,他的《大学一解》给多少人以启迪。里面的言论,至今仍在用以治学之道上。他是完全将自己的名利放在最低的位置,如此伟大,寡言君子,当之无愧。
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放眼现在,如果任何一个做实事的官员,能够向梅贻琦先生这样,说的少,做的多,将所有的功夫和力气用在做事上,而不是用在告诉别人他要怎么做上。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不日可待。
民主氛围,学术成就,言论自由,这些词在现在看来,是大学理所当然应当具备的环境。但是,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当时的局势,内忧外患,”华北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当局对教育的干涉,性格各异持有不同政见的教授,热血又冲动的学生。
是要怎样的斡旋才能周旋于不同势力的夹缝中,才能守住一方学术净土,锻造出清华的黄金年代和史诗一般的西南联大。
清华何以为清华?
现在提起大学,说起学术,不得不提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顶级学府。然而在当时,清华大学不过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
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
而现在,每逢谈起清华,人们想到的是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和图腾印象。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
正是梅贻琦任校长,在不到10年时间,让清华便声名鹊起。可以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那么,梅贻琦先生是如何做到的?
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梅贻琦先生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在现在的大学里都是极需胆识和魄力的一件事。而在当时,梅贻琦先生的胆识、魄力,对人才的尊重和诚意,更让人尤为赞叹。
其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可以说,梅贻琦在当时给教授们的待遇和福利,会让任何一个喜爱学术,热衷研究的学者们心生向往。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对于学生来说,考试分数无疑是检验自己最直观也是最重要的指标。每个人都想考取一个好的分数。而这,在当时的清华,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年的清华学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