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岳峰不换脑袋换 财经首长们:若不换脑袋 就请换位置!
联合报今日刊载社论称,马当局的财经“内阁”自五二○成军以来,从油价解冻、税制改革、扩大内需、因应国际变局到挽救股市、振兴景气的连串作为,出了非常多的状况,连一个降低证券交易税的对策,也因政策反复而从利多变成利空,出台之后更被以利多出尽解读。
但是,经济大考还没有过去,美国次贷风暴血流不止,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国际经济局势日趋险峻,岛内经济也正面临财富、所得双缩水的痛苦调整,还有更多的考验在等着财经“内阁”。
只是加个萧万长,大家仍然看不到财经施政振衰起敝的曙光;因为问题不在少了一个政策协调人,反而是问题正在于协调人太多了。“行政院”为了因应各项重大经济事件,成军未久就设立了多个政策任务小组,包括稳定物价小组、因应景气对策小组、两岸松绑小组、弱势关怀小组、检讨二次金改小组、赋税改革委员会等,分由“副院长”邱正雄、“政务委员”朱云鹏、蔡勋雄负责,未来还要再成立亚太金融中心协调委员会;若再加上萧万长领衔的“府院”财经小组,颇像是迭床架屋,任务小组多,代表会议多,结果就是同样的一批财经官员在不同组合下穿梭于会议室之间。
社论指出,“政院”或许认为,政策任务编组不只宣示当局重视的象征意义,也具政策协调、整合的实质意义。但是,只要想象一下财经首长一天到晚钻进“行政院”开会的画面,就知道难有效率可言,而实际结果也是如此。
因为过多的任务编组,让项目成了通案,宣示意义不再;况且,事事任务编组,也导致决策机制强干弱枝,不只过度集中“行政院”,更削弱部会的决策功能,让“部会”成了纯事务机关;甚至鼓励部会推诿卸责、凡事上呈,日趋偏离分层决策的组织原理。“部长”的决策权、决策能力愈来愈小,实是因果恶性循环!
再者,经济发展多元化后,跨“部会”协调亦属常态,但凡事总有个主体,原应由主管“部会”决策,并负成败之责,别忘了“部长”是政务官,不是事务官;就算财经政策复杂到必须跨“部会”协调,“行政院”向有“财经小内阁”之称的“经建会”原就是为此而设,其委员会成员也都是财经相关“部会首长”,却晾着现有机制不用、又搞了众多任务小组迭床架屋,“行政院长”刘兆玄巡视时还责怪“经建会”功能不彰,殊不知让“经建会”无能的是自己啊。
如今,马英九还要再加一个本来就有充分建言、指导角色的“副总统”当协调人,这到底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呢?整合的体制,整合的政策;倘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遑论其它?
社论表示,再来就真的是“人”的问题了。财经“内阁”里不乏学有专精的经济学博士,却非个个都有足够的行政经验;由于经济学讲究的是情境控制下的最适选择,但政策选项的决策却经常偏向政治学,因而学者首长能将一个政策的利弊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却因缺乏行政历练赋予的政治自信,加上现有组织气候不鼓励勇于承担,以致重大财经政策常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竟连证交税降不降这种仅属战术层级的决策,也要寻求“总统”的背书。
人对了,事就对了;如今事不对,代表人不对,这可是个大问题。
处此经济动荡时期,财经官员确实难为,人民尚能体谅;但是,若问题出在机制错置、用人不当,那就必须另请高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