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君子朱嘉明 活跃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四君子”
王岐山当时是那么的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积极向高层建言,与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等其他三人并称为“改革四君子”。1979年,“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那个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关心国家命运是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怀。1978年,这四个青年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作为讨论的结果,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报告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被正式引用,四个青年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四君子”。
“改革四君子”的建言被高层所重视,有各种原因,比如他们的才华,当时关心政治的风气,王岐山自身的人脉资源等,但于我感受最深的,却不是这些,而是30年前那种独特的风雷激荡、举国振奋的政治氛围,人人发愤图强,很有一种明治维新时候日本的气质。
更关键的是,“改革四君子”的经历并非孤例,不止是这改革四君子这四个年轻人享受这样的待遇,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备受重视。比如在改革中一再被提起的,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今年正好是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莫干山会议”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几个青年经济学者自发倡议,经由《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媒体的一些具有责任感的报人(向已经去世的老报人丁望致敬)发起,在莫干山宾馆汇集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畅所欲言,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很多人都在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一些建言最终成为政府的政策,比如价格双轨制。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莫干山会议之后,各地政府越发重视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年轻人学者的意见能够被高层真正认真对待,并把他们吸纳到改革团队中来,这何尝不是一种“中国梦”的实现。今天还有多少可能横空出世几位三十岁的青年,打破陈腐,引领一代新人,掀起思想浪潮,直面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三十年后的人们回忆品评呢?
今年是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上周六下午【微天下】作为参会媒体去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为了纪念莫干山会议成功召开三十周年,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这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下午,我罕见的从一开始一直听到曲终人散,茅于轼、周其仁、陈志武、张维迎等各位大V回忆他们当年对莫干山会议的印象。
张维迎说,为什么当年的政府人特别重视青年经济学家的意见,特别虚心,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对改革是有责任感的,他们不追求什么政绩,他们是真想把中国发展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我们这一代人的机遇是互联网,通过互联网大批普通人获得了阳光财富,但这只还是经济上的,从政治上,除了抱怨之外,没有形成真正关注政治与国家命运的氛围,社会精英也没有多少被吸纳到政治领域,那些为了生活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不能算入。
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78年,笔试分并不高的他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
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