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的著作 王学典: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我以为,王国维先生和翦伯赞先生这两位历史学家的死,是本世纪两大文化史事件。有人对翦老的死不以为然,认为翦伯赞应该像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该如此脆弱,云云。
这位先生的看法也许不是个别的。在许多人看来,诗人、文学家、艺术家的自杀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些怪物”(马克思语),而且成天生活在情感世界中,靠想像、幻想过活,生活态度带有浓厚的浪漫成分,一旦承受不了生活实际与艺术境界之间的强烈反差,容易踏上轻生之路。
而历史学家不该如此,尤其是那些杰出历史学家,看见过如此多的生离死别,如此多的兴亡交替,如此多的荣辱沉浮,何以还如此执着,以致于非死不可。执此说者,大约未必理解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自沉之举的评说,可暂不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王国维先生因受北伐军引致的“两湖之变”刺激而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之时,翦伯赞先生正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山西和归绥(今呼和浩特),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归绥都统商震归顺南方,参加北伐。
因此,将两人相提并论,殊不类也。但是,这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死,实在是一脉相承。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当时所面临的所谓文化上的“巨劫奇变”所致,那么,四十年后翦伯赞所面临的这场“巨劫奇变”,其深度与广度似乎并不亚于前者,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如,“劫尽变穷”,王国维不得不死的话,那末,这也是翦伯赞之死的种因。而且,耐人寻味的是,两人死时,口袋中均装有“遗书”。王国维先生的“遗书”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据新近出版的《翦伯赞传》披露,翦先生的“绝命辞”写在两张纸条上,分装在左右两个上衣口袋里。辞为:
我实在交不去[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王国维先生之死,究竟是为了殉“逊清”,还是为“收拾不住”的传统学术文化殉道,抑或是出于对“北伐”的恐惧,文化界可以说莫衷一是。
翦伯赞先生自尽前为何三呼“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将成为历史之谜。翦伯赞先生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战士”,他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覃振等,都有极深的感情关系,有的甚至是生死之交。在与众多著名政治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翦伯赞后半生的生死荣辱。
他们相遇于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期间。在此期间,翦充当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如冯玉祥、覃振等人的联系人。翦于此时数见毛泽东,其中重要的两次是在覃为毛举办的两次小型家宴上。据作陪者回忆,在第二次家宴上,“翦伯赞总是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高警惕,免遭蒋介石暗算。
”(《翦传》40页)不过从后来的一些现象上推断,毛可能对翦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翦一九四八年底从香港到达河北解放区后,周恩来、刘少奇等先后看望了他,并就他的工作安排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尽管“知道他已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但并未召见他;而吴晗甫一到达,毛则“亲自接待”,并“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还致函数通。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翦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情中人,凡事总有自己的见解,视自己为真理化身者大概不容易一下子接受这种人,这是其一。
其二,他们相遇时,一个已是力能倒转乾坤的政治家,另一个则是蜚声大后方的史学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毛泽东心目中,史学、哲学、文学……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为政治服务”,所有的这“家”那“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隶属于当下政治。作为一个“战士”,翦伯赞早就是毛泽东帐下的一个“马前卒”(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一九六○年公开党员身份),作为一个“学者”,为真理而献身的信念也早就融流于血脉之中。
当“政治”与“科学”还能兼容的时候,翦伯赞并不会感受到角色分裂的痛苦,当“政治”与“科学”分裂之际,翦会在犹疑之余选择“学者”的天职。
这样,冲突看来迟早不可避免。当然“进城”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翦亦作过一系列努力,试图被接受。一九五○年至五一年,翦曾听从范文澜先生的建议,写出并发表了两篇笺释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古代社会”部分的文章,著名的“让步政策”论就出现在这两篇文章中。
在写这两篇笺释性史论时,究竟是毛、范(两人私交甚厚)打算借助翦的学术声望,还是翦试图通过范而走近毛,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随着此两文的刊出,史学界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在整个五十年代,翦亦曾数次与毛泽东交谈,但交往看来并没有改变毛对翦的观感,而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当上层发生“路线分歧”时,他们之间的史学冲突也开始了。
翦对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的抨击,大概加深了毛对他的不快。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不是高举着毛泽东历史观点的旗帜进行的。如:既然说封建社会的真正动力是农民战争,那末就应该把“帝王家谱”式的历史改写成农民战争史;既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就可以写没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内容的中国通史;等等。
从一九五九年到六二年,翦伯赞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矫正这种“史学革命”的“挂帅人物”,尤其是他的农民“三反三不反”的著名论断对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估价之低与毛恰成反照。
这是翦最为开心、最为风光、最为轰轰烈烈的几年。这时的他不仅在史学界,而是在整个学术界、文化界,都是叱咤风云、“一怒而天下惧”的“文化诸侯”。
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入木三分、不留情面,是他这时一系列“讨伐”“史学革命”檄文的特点,以致这些文章所刺痛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小人物。大概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与“一九五八年”这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年份划上了等号,谁批评“一九五八年”,不管从哪个方面进行批评,都意味着是对他尊严的冒犯。
所以,当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开始以此为据,对“一九五八年”的批评者展开反批评后,翦伯赞和吴晗事实上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点名批判吴晗;同年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推出由康生具体策划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批判翦伯赞。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讲了一番十分著名的话,其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讲话中,毛表达了他对戚本禹批翦文章的激赏:现在的“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
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于是,戚本禹点名批翦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很快就在《红旗》上推出。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又一次更严厉地提到了翦伯赞:“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
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当时,批翦的文章已铺天盖地,但仍称翦为“同志”,而吴晗这时已被指为“反共老手”。此番讲话过后,《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之类文字便充斥报刊。
翦伯赞终于被架上了祭坛。 中华民族真正的“巨劫奇变”开始了。翦伯赞成为北京大学继陆平、彭佩云之后被揪斗的第三号人物,所受凌辱殴打程度之深,难以言表。
毛泽东这时对翦伯赞看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任何“反动学术权威”都重。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他说: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
”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以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次日,毛又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中提到了翦伯赞:“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利用这些话三赴北大参加万人大会,怂恿揪斗翦伯赞。
在那个疯狂岁月里,有了这些红得发紫者的煽动,翦作为“反共老手”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以想像。老夫妻俩被赶出居住了十九年的燕东园二十八号,迁至居民区一间小黑屋里,眼看着支持不下去。
后来,翦的悲惨处境大概通过一些渠道反映到毛那里去,因此,毛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那次中央全会上,讲到了翦伯赞和冯友兰,大意是:“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
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大概还说了要解放翦伯赞、生活上要照顾、给出路、要养起来一类的话。毛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传达。翦的处境大大改善了,重新搬回燕园居住,还派来一位退休老工人杜师傅帮助照顾生活。
据说:翦“非常感激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由宣传队送中南海。据宣传队负责人传达,毛主席很快即收到了此信,看信后说:翦伯赞的信写的很好嘛!
”可是数天后,原中央专案审查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突来北大“提审”翦,要他交待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材料。翦拒绝诬陷刘少奇。这样“提审”就一直继续下来,直到十二月十八日。
翦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的话既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还要“提审”他?难道连毛主席都“保”不了他了吗?或者背后另有文章?只有到这时,他大概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
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
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 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
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分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
”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情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
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
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着,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