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张永和 专访建筑大师张永和:我对中国热衷奇观性建筑十分警惕

中国建筑(601668,股吧)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张永和一张嘴,就是胡同味儿,悠悠的带着儿化音,说什么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经心地抖个包袱。他把“设计”这个词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个“计”字决不发轻声,似是要强调两个字皆有含义。让他给自己的讲座起名字,他说就叫“设一个计”。

一开始,人们说,这是“张开济的儿子”,后来张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书屋,最终成了普利兹克奖评委团里的首位中国面孔,大家才改口说“张开济是张永和的父亲”。9月30日,《张永和:唯物主义》作品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幕,除了建筑之外,也有张永和在其他领域的设计作品。

挫折感强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这三年之间,张永和都在中国美国两边跑,忙了3年,“什么事也没干成”。那是张永和挫折感特别厉害的时候。

“我觉得不行,两边跑,教书我也不踏实,对不起学生,国内业务我也顾不好,所以我最终决定回到北京。”他刚从国外回来时,很少有人懂他的设计。刚回国的那几年,方案做了很多,却还是没有建筑做出来。

结果,张永和的第一个建筑是自己的住宅。半年里他和夫人鲁力佳做了四五个设计,只有一个盖成了,而且是只画了个草图,就被人拿去盖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塌糊涂。”张永和的挫折感更强了。后来他发现中国不承认个人,只认公司,又回到美国后就注册了一个公司,花了7.

5美元。公司需要个名字,因为那时候他们老盖不成房,鲁力佳就开玩笑说取名叫“非建筑”吧,也就是无建筑的意思。张永和说,那谁来找我们盖房子呢?再加个“常”字。这就是“非常建筑”的缘起。

“非常”两个字,也不是没有实际意义,张永和当时已经觉得中国建筑有问题:“当时我确实有点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已经很怪异了,我脑子里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张永和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后来冒出了各种有外号的著名建筑:“哪想到,现在的中国建筑比当时怪太多了。现在可能倒过来,满大街都是非常建筑,我们在做的才是一种正常的建筑。”

中国当下的建筑太过怪异,张永和面对的业主也经常对“亮点”二字有要求。业主们看到他的设计,总是问:“你的设计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眼前一亮?”张永和面对这种问题直挠脑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别有一个冲动,就是打开一个电灯让他眼前亮一下,把这问题解决了。”

设计的目的与艺术不同

说到设计,张永和的第一个问题是:“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是跟艺术不同的。这一点常常被混淆。艺术家自己觉得都能做设计,设计师去羡慕艺术家,这就有点不对。每个设计都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反思,设计干什么?”

张永和的答案是:“设计是个有用的东西。第一个目的很简单,使咱们的生活稍微改善一点,有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这跟艺术不一样。”挂毛巾的棍儿离墙近离手远,让人每天用得都觉得不对劲,这才是张永和眼里的“设计问题”。

有了这个哲学之后,张永和对当下中国的某些建筑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对中国对奇观性、地标性建筑的热衷十分警惕。不应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设计,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设计。它不是锦上添花,不是商场里那些没有太多意义的选择。”

他更愿意把设计和生活、过日子相联系:“过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们要做,体验到生活的一份愉悦。”他觉得理想的城市图景也跟生活有关:“早晨起来一下楼,随便吃点油条豆浆,过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购物的乐趣,有店打折就捞点便宜货,不是开个大汽车到购物中心狂买一小时然后吃一礼拜冰冻食品。到了晚上12点,想下楼吃碗面就能吃到。”

张永和给用友软件(600588,股吧)园I号研发中心设计办公楼,先去研究程序员的工作方式,发现他们经常要加班。张永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多出来走动”:“但建筑师不能嚷嚷让人出来,只能用设计让他愿意出来。

”他参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内外空间的融合,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接近大自然的环境,引导人出来。最终的设计方案是:只有三层,进深很浅,保证自然通风和日照条件;研发中心由三栋相互连通的建筑构成,两个主要的院落坐落在这三个建筑之间,还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台。结果是,程序员们真的愿意多出来,散步、做操。这让张永和很得意:“这个事情软也软,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说明设计成功了。”

为“文革”设计“十年大事记馆”

今年是张永和父亲张开济诞辰一百周年,他还专门写了文章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他的确是因为父亲才学了建筑。1977年刚恢复高考,张永和选专业,想学油画无奈画得太差,数理化又不好学不了理工科。父亲建议他也学建筑:不用画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数理化知识。张永和就报考了父亲的母校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结果真的中了。

尽管子承父业,但张永和和父亲的理念却不尽相同。甚至《东方之子》去拍摄张开济的素材,张永和直接对着镜头说:“我和父亲除了面貌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当记者问及和父亲的分歧时,张永和这样概括:“中国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是属于古典建筑,而我在美国接受的是现代建筑的教育,是本质上的差别。”

和其他建筑师不同的是,张永和见过父辈建筑师的付出,也见过他们受过的灾难。张开济设计友谊宾馆,屋顶是秃的没弄完,因为当时有人批判他这么设计太浪费,这是张开济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则是人们质问他,为什么不坚持,怎么留个秃屋顶?

“都是政治。”张永和说。提到父亲那一代的建筑师们,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张永和觉得大家对他们了解得还是太少:“媒体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设新北京的梁陈方案是他和陈占祥一起做的。”因为政治,父辈建筑师们职业生涯都不算长,还有各种奇怪的阻碍,但是张永和佩服老先生们还能有这么多贡献。

张永和最近在做的项目也跟父辈们的历史有关:“建川博物馆十年大事记馆1966-1976”,名字很复杂,几经更改最终确定。

建川博物馆群落在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由商人樊建川创办,在镇上盖了20多个和历史有关的博物馆。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受邀设计“文革”时期相关物品的纪念馆。这个馆一开始叫“文革海报馆”,后来改叫“文革主题馆”,最后变成了“十年大事记馆”。“反正中国的事儿吧,就老变。”张永和说。

在安仁的20多个纪念馆中,张永和接受的这座馆工期最长、修改最多、造价最高。这座纪念馆的外形酷似一座桥,寓意是“从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顶上是个广场,预备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筑通体则是竹简文身。张永和对这个建筑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戏剧性,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回到"文革"时期。”

张永和问了身边的年轻人,发现他们都不太了解过去:“上世纪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博物馆就是为你们盖的,去看看当年的历史吧。”

拍微电影的文艺中年

张永和“不务正业”的时候挺多。除了建筑和其他设计之外,他还写剧本、出书、拍微电影,花样百出。“十年大事记馆”差不多完工之后,张永和拍了个微电影《影捉影》,自己策划撰写了脚本,其余的都找专业团队制作。影片从安仁的纪念馆开始,回顾了张永和的作品:“8月初开拍,投入很大。

电影一开始是在安仁博物馆大桥,只在桥上取景,然后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后由南京玻璃钢宅接到上海龙华,再接到上海朱家角,最后回到安仁桥底。”张永和前几年出书《作文本》,内行买来看他怎么搞设计,外行买来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顺便看看建筑师到底怎么构思的。

张永和自称兴趣广泛:“我年轻的时候是文艺青年,北京长大,爱看京剧,喜欢美术,偶然学了建筑,然后接触了其他艺术,只要是视觉艺术,我都很难拒绝。我有几个特别精通的事:服装设计、电影(上世纪60年代法国)、小说,我对中国的东西其实不太懂,但是我喜欢就会做。”

张永和学生时代有个南非老师,给他推荐了一部爱尔兰小说,福兰·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说“二战”之后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财务问题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筑的一米宽夹墙中;自行车是警察装备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别颠簸,警察骑车一路颠,自行车分子震动进了人屁股,人分子进了自行车,他们就变成了半人半自行车,被关进了警察局的地下室。

身为建筑师的张永和就老琢磨,有没有可能真的有这种结构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书中的描述画了图,做了建筑模型,模型后来就变成了成都双年展的一个装置。

张永和老想着这个奇怪的故事,书里没写给警察局夹墙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张永和就想象那是一个中餐馆,里面有个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在当厨子。如此,他最后写了一个5000字的简单剧本发表在《天南》杂志上。他对艺术的想法还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吧。

职业不是我生活的方式,虽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为很多都是我喜欢的事情。我今后也有制作电影、话剧的计划。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大文化转折时期,有很多积极的不确定性。”

不能把自己都不想住的城设计给别人

只有建筑师最能做“跨界设计”

时代周报:这次做回顾展的初衷是什么?展览的名字为什么叫“唯物主义”?

张永和:我很早就想做这个展览,但由于2005年到201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当系主任,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所以就搁置了。虽然当时对展览内容还不确定,就如同我出书的想法一样,早就有了,只是没有机会实践。UCCA的馆长田霏宇对我十分了解,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展览名字里“唯物”说的是材料,建筑从摸得着的材料入手。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和材料主义英文都是Materialism。展览标题其实是一个中英文的文字游戏。

时代周报:这次展览还会涉及你最近在产品设计和服装设计上的尝试,具体的是哪些呢?为什么会想到除了建筑之外的设计尝试?

张永和: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向往生活里一些新鲜的事情,由于建筑的复杂性,使我们有基础和各个领域合作,比如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电影等。

现在也有很多机会,服装品牌上我们就和广州的“例外”合作过。和意大利品牌Allissy合作,我们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实验,例如以枯萎的荷叶作模型,做个托盘。我做生活产品的机缘,是一家台湾的给欧洲品牌做设计的公司,他们想确立自己品牌(品家家品 ChineseING),就找到了我,当时是蒋友常来到我家门口等我,带来了三个方案。最后做了葫芦状的锅碗瓢盆。

我现在想,如果有机会设计自行车也不错,我就有一辆英国老牌自行车,还骑摔过,国内很多自行车都受这个牌子的影响。

其实只有建筑师才能做“跨界设计”,因为只有设计建筑最复杂。

时代周报:有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设计方案被否掉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项目进展很慢?

张永和:我的一个“pruitt igoe”项目在美国失败,但在香港取得很大成功,也许说明:不一定是房子的错,社会的因素对一个社区的成功与否影响更大。

现在有很多项目都是七八年前开始的,比如朱家角等,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出来。南京玻璃钢宅项目,我们找了南京工业大学一次次做实验,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我比较容易着急,特别在工作上,所以我一般跟业主交流写短信,这样不容易发火。

北京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很差

时代周报: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设都突飞猛进,然而其中也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建设案例。你觉得目前城市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张永和:我设计建筑注重生活环境。北京的一些房子与人的关系就很差,除了城市环境,还要考虑山地、是否有风景等。还有就是使用空间。这些都是历代建筑师积累下来的基本要素。我们曾经做过一个400米的摩天楼,那是单体最高的一个,但是单体再大,意义和城不一样,城是个生活环境,意义更大。

关键是建筑师或规划师是以一个什么角色来做这个工作的。做城市设计有一个很理性的出发点:你不能把你自己都不想住的一座城设计给别人,要考虑使用者。

就中国建筑来说,从质量来说已经提高很多。但就思维方式来说,有些中国建筑师的确有点狭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没有想法没有抱负的建筑师,而是指在中国建筑体制下(以留美为主)的建筑师恰恰限于一种形式主题的出发点。尽管我觉得很多建筑师做得也不错,可我看不到太多持续发展的可能。不管它与外国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维方式里缺乏独立的思考。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们目前做的城市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缩小尺度,改进步行环境。如果有机会,我想在住、商、工作等功能混合上多努力。总之,可居性是目标。

时代周报: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关注古建筑保护的问题,你觉得古建筑保护怎么做才能和城市的现代化相协调?

张永和:除了真的相对比较古典,到后来从明显的古典主义变成从苏联传进来的社会现实主义,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古典风格因素的建筑了。古典精神不仅仅指的是外形上的“传统和怀旧”,而是建造上或者形式上的“古典”。一个建筑师如果对建筑本质的理解更深一层的话,就能体会到“古典的力量”在建筑里。

今天的建筑和过去的建筑相比,技术确实有发展。过去几十年,在文物保护的态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为什么说做“假古董”呢,因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当年那个质量,常常有问题。你到前门,就会看出这个问题。

以前的文物保护,走的是一条有问题的路,那是不是有别的路?其实,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会有争议。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现在修房子的技术和100年前的手工艺完全不同。我个人并不认为原封原样保留是积极做法,那样就会变成一个博物馆,和城市生活肌理又不符合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建筑不是造型而是空间?

张永和:这里要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外国街道设计概念。一个叫“街墙”:街道有两个界面一个空间,街道要足够窄才能成为一个能呆的地方。中国设计就怕街墙,到处打破街墙。还有一个概念叫“共享街道”:是一个荷兰概念,让车子在街道里绕,不能开快,用一些景观来限制街道的宽度,曼哈顿的车量比北京多很多,却没那么拥堵,因为曼哈顿用的是疏通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的是堵截的方法。

我们的野心不是成为独一无二,而是改善大家的生活。

时代周报:这几年,华人建筑设计师的表现越来越引人注意,你比较欣赏哪位同行?

张永和:中国现在有不少非常棒的建筑师,除了王澍的建筑外,如南京张雷在扬州的“三间院”也极值得学,他把砖房子盖绝了。所以不一定用外国建筑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