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辩论 俞吾金:批判理论的界限 ——对法兰克福学派主导思想的反思

“理论”是一个含义不明晰的概念,为便于探讨起见,我们在这里把它定义为一组体系化的、自洽的陈述。理论又可以被细分为以下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付之于实践活动;二是“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意即这种理论之所以被提出来,只是出于提出者的单纯理论上的兴趣,而与实践活动无涉。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灵魂把握真理的五种形式,其中的“实践智慧”与其他四种能力不同,它显示的正是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尤其是政治和道德上的事务的能力。后来,康德进一步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强调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重要。黑格尔也在《逻辑学》中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获得了基础性的、核心的地位,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论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在这条论纲中,马克思肯定了“改变世界”(实践)比“解释世界”(理论)更重要,那么,在第八条论纲中,他又进一步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活动中,实践仍然起着基础性的、核心的作用。由此可见,把马克思的学说按他自己的想法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右翼所倡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事实上,像马克思一样,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革命实践。

这样看来,马克思、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学说完全可以被称为是“诉诸于实践的理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与上述理论不同,它应该从属于“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

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也关注过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个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之间紧密相联,有几个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由基本命题推出。与派生命题相比,基本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

他区分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理论,认为前者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后者则“把一切为实践态度提出的理论与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1963)中进一步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并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探索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甚至提出了“实践学”的新概念。

然而,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哈贝马斯,当他们的著作唤起左派学生的思想热情,学生们走上街头,以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自己却退缩了。他们不但与任何政治性的实践活动相脱离,还与左派学生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阿多诺甚至表示:“当我构造自己的理论模式时,我不能猜出人们想要用燃烧瓶去实现它。”

哈贝马斯则指责学生是“左派法西斯主义”。随后,他不得不为此而离开了法兰克福。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但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践活动相脱离,甚至还是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成了法兰克福党派理论的界限。

革命:批判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以为自己继承了康德和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也包含着对批判的界限和有效性的自觉意识,而这种自觉意识正是在马克思反思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批判是一种意识或精神范围内的活动,尽管批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们的意识,使他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相,但了解真相,并不等于已经从该社会中解放出来了。有鉴于此,马克思曾以嘲讽的口吻写道:“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

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

”[10]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单纯思想范围内的批判活动是无法消灭这些错误观念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统治的需要而把这些观念不断地复制出来。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消灭这些错误的观念,就不得不推翻它们得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而当人们这样做时,他们就不是在诉诸批判,而是在诉诸革命了,因而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对批判和革命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对于他来说,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不过是为革命做舆论上的准备罢了。

然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身却成了目的。他们重视的只是他们在从事批判,至于批判是否触及了现实、是否会导致对社会的颠覆、是否会引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不仅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而且是他们竭力加以回避的。

尽管霍克海默在谈到批判理论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领域时说:“经济是灾难深重的首要原因,无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都必须使自己首先致力于经济。”[12]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批判”即革命始终只是一句空话。

如果说,霍克海默借口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敢重新出版自己早期著作的话,那么,阿多诺则采取了所谓“冬眠战略”,拒绝对任何革命行动的参与。[13]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只是纯粹思想领域里的“革命活动”,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活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成了批判理论无法逾越的界限。

肯定:辩证法的界限

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和阿多诺独著的《否定辩证法》(1966)中,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的方法论不等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逻辑学》第79节中,黑格尔告诉我们:“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14]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方法论是由三个不同的环节组成的,而“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通常被黑格尔简称为“辩证法”,不过是黑格尔方法论的第二个环节。事实上,在黑格尔的方法论中,第一、三两个环节都起着肯定的作用,只有第二个环节起着否定的作用。

如果说,黑格尔方法论中的第三个环节所蕴含的肯定的方面有可能导致折衷主义(这通常被认作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弊端),那么,第一个环节所蕴含的肯定的方面对于遏制辩证法滑向虚无主义来说,却绝对是必要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马克思只重视黑格尔方法论中的第二个环节——辩证法,因为对他来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5]。

但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会导致虚无主义,因为他有自己追求的肯定性的目标,即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方案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该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6]

然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所主张的“否定”却是绝对排斥肯定的否定。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削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17]

阿多诺之所以把自己的辩证法解释为绝对排斥任何肯定方面的否定辩证法,一是源自他对实证主义的敌对态度。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实证的”这个形容词上,而它同时也可解释为“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排斥肯定方面,也就是排斥实证主义。

辩证法与实证主义的差别在于:前者既包括肯定的方面,又包括否定的方面;但后者只包括肯定的方面。因此,前者具有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的资源,后者却缺失这样的资源。尽管阿多诺与实证主义划清界限是正确的,但他的辩证法绝对地排斥肯定的方面显然是错误的。

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使阿多诺最终抛弃了事物的肯定方面得以存身的同一性:“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18]然而,阿多诺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同一性与同质性——之间的差别。他应该加以反对的是理论与现实的同质性关系,而不是它们的同一性关系。

事实上,假如理论与现实之间缺乏同一性,那么阿多诺撰写自己的著作去影响现实就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同一性:一方面,我们应该摆脱“以理论与现实的同质性为基础的理论与现实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的正是这种同一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追求“以理论与现实的异质性为基础的理论与现实的同一性(康德和马克思坚持的正是这种同一性)”。

正如黑格尔把怀疑主义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独断主义一样,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被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乍看起来,阿多诺拒斥任何肯定的方面,但在《启蒙辩证法》的新版前言中,他和霍克海默表示:“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今天要求支持所剩不多的自由,捍卫现实中的人道倾向,而不管它们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19]也就是说,“自由”和“人道倾向”仍然是法兰克福学派追求的最低的肯定的方面。

事实上,无论是马尔库塞从否定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大拒绝”,还是哈贝马斯从肯定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韦梅尔的“坚持现代性”、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等,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合理化,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

众所周知,辩证法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它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一个缺乏明确的肯定性的社会取代方案的辩证法归根到底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竭力使自己与实证主义对立起来,但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更隐蔽的实证主义罢了。

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内,批判、抵抗、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现象,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已经从事和目前正在继续从事的工作。不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大框架,这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总体上的界限,而这一界限也正是它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仍然是富有潜力和影响力的,然而,它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抵抗归根到底类似于麦子对镰刀、婴儿对母腹的抵抗,这种抵抗除了导致资本主义的完善化以外,是不会有其他结果的。

[本文系俞吾金先生2014年7月在加拿大参加“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国际学术会议所撰写的论文,是先生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加拿大道格拉斯大学副校长欧阳光伟先生,复旦大学汪行福老师、张双利老师对本文的整理做了辛苦的工作,在此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