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矫诏篡位的历史疑云
关于雍正继位,史学界存在较大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矫诏篡立;一种认为是正常继位。
1、矫诏篡立
最早主张矫诏篡立说的是孟森。孟森是公认的清史学科奠基人。他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中,认为康熙帝生前心目中有意立皇十四子胤禵。康熙死后,由于胤祯与隆科多密谋,将遗诏篡改,雍正之即位,实乃篡夺。并认为康熙之死,很有可能是被毒死。
此后清史专家王鍾翰先生又撰写了《清世宗夺嫡考实》,在孟森原有基本观点基础上,又进行补充和发展,指出 “雍正夺位之迹无论如何不可掩盖”。近年来王鍾翰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康熙《遗诏》满汉文原件,又撰有《清圣祖遗诏考辨》,指出所谓康熙《遗诏》,乃是康熙死后所为。此《遗诏》的发现,不仅不能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反而进一步暴露雍正的矫诏篡立。
继孟森、王鍾翰之后,金承艺、许曾重、杨珍等清史学者,进一步阐述了雍正篡立说的观点。他们的主要看法是康熙任命胤禵为西征抚远大将军,实是对他作为皇储的安排和锻炼;康熙之死并非自然为之,很可能是被毒死,应是隆科多或雍正毒害所致。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后,并未确定太子人选,皇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都有可能是他考虑的人选。皇四子之所以嗣位,是他与隆科多勾结,假造了皇四子继位的“遗诏”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在其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二册中,对于雍正的继位也指出:“综观各种材料后,雍正的继承帝统存在着疑点和破绽,授受之际不清楚,辩解之间有矛盾”,“可能出于矫诏篡立”。最近,戴逸先生在《通记: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的讲话中明确说:“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
并且,戴逸先生指出雍正即位的种种疑点,现摘录如下: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
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
’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大义觉迷录》)
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
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
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
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
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惟一大臣”,而雍正五年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
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
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
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祀)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
允祀、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2、正常继位
与矫诏篡立说相对,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冯尔康和杨启樵。
冯尔康认为,康熙废太子后,欲在皇四子、皇十四子二人中选一人为皇储,最终则确立了皇四子胤禛。康熙虽然任命皇十四子为征西抚远大将军,表明了对他的重视,却不等于他就是皇太子,因为他当时的实爵还只是贝子,距皇太子之位甚远;也不能说任他为抚远大将军,就是有意要让他作皇储的安排,倘若如此,就会在他立有大功,树立了威信和地位后将他召回,但康熙直到病危时却仍不将其召回,表明康熙对胤禵仍无立储之意。
另从康熙对皇四子的任用看,派他祭天,参与政事,处理皇室事务及平时对他较高的评价看,他在康熙的心目中比诸皇子都高。
也有学者明确肯定,皇四子胤禛就是康熙意中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十四子则无这种可能,因为他与康熙深恶痛绝的皇八子胤禩关系密切,若传位于十四子,大权必然落皇八子之手。康熙命皇十四子西征,意在分割皇八子同伙,并使他们造成错觉,便于从容安排后事。
还有学者明确认为“雍正并非篡权,从康熙对他的宠爱、信任、破格封赏及赐园等事实,说明他就是康熙生前选定的继位者。冯尔康与杨启樵还就“篡立”说的其它论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康熙身边警戒森严,害死他是不可能的。至于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从文书制度上分析是行不通的。关于雍正继位后治罪弟兄,处死年羹尧与隆科多,是为了稳固皇权,与继位问题并无直接关系。
总之,现有的文献资料似乎难以还原历史真相。对雍正继位的两种对立观点,也是各有所依。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种争论必将延续。由于正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雍正即位又涉及宫闱隐秘,事情真相必然斧声烛影,千古难决,或许,雍正即位的历史真相将永久地湮没在历史迷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