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连梁思成故居都保不住(网络文章)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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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依法严格保护.北京市北总布胡同24号院是建筑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依法严格保护。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24号院是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居住过6年的院落。2007年9月30日某公司取得了对包括故居在内的部分院落进行拆迁的资格。近期,24号院拆迁行动加剧。

日前,以《城记》一***录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中大声疾呼:“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7月10日,得知北总布胡同24号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专程赴现场察看,叫停了对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决定进一步研究其是否需要保护。

规划委员会和开发商均表示,事先并不知道24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此时,媒体也开始关注此事,网络上来自民间保护组织和网民的意见呈“一边倒”要求保护的态势。

这处故居迄今未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以往的做法,拆除这样的房子不需要经过文物部门审批,即所谓“不违反文物保护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规划委员会对拆迁梁林故居的行为坚决叫停,开发商也明确表示“听政府”的,实属难得。而北京市文物局却表示,该院落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残破,其建筑保护价值尚需评估。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明确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界定,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向同级政府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依法严格保护。这位负责人同时也对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精神表示赞赏,对来自民间的呼吁给予了充分肯定。

名人故居的价值重在“人”而非“物”

梁思成、林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中国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叫“梁思成奖”。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于1931―1937年居住于北京北总布胡同的这处院落。在此居住的6年时间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的佛光寺……

也是在这6年里,他们与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马不停蹄地踏访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多个建筑文物,终于在1943年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5年5月、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他们给作战方开出两份沉甸甸的中国文化遗产保存名录。

就像王军所说,这两份由梁思成执笔的名录,“给枪炮安上了眼睛,否则,中国的文化遗产不知会是何等惨况”。据了解,那份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交的中国文化遗产保存名录,也是我国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依据。

名人故居是否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在与其他建筑的评判标准上最根本的区别是:名人故居重在“人”,建筑重在“物”。名人故居可以是豪宅大院,也可以是普通建筑。只要这个普通建筑的住户曾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普通建筑就是名人故居,就具有文物价值。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此强调说:“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北京市作为多朝古都、文化政治中心,历朝历代汇聚精英无数,名人浩若繁星,几乎每座老宅院都有故事可说,把这些房子都保存下来,很不现实。如何界定北京地区的“名人”呢?针对记者的提问,单霁翔作了如下回答:

文物部门对名人故居的保护是有选择原则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就北京地区的名人故居保护就曾有过共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民族、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孙中山、***、***、宋庆龄等,以及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第二类,是在北京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研究北京历史时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杨椒山、朱彝尊等。

第三类,是“京文化”的杰出代表,与北京百姓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例如作家中的鲁迅、老舍、茅盾等;画家中的徐悲鸿、齐白石等;表演艺术家中的梅兰芳、程砚秋等。

单霁翔还特别指出,名人的事迹往往十分感人,而作为承载这些名人事迹的故居,教育效果更为直观、更为生动,更为鲜活。同时,对于名人故居的价值鉴别标准也不应“一刀切”,可以有不同区域、层次的标准,对民族、对国家具有重要影响的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具有重要影响的可以公布为省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

单霁翔认为,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原址保护。

保护故居与建纪念设施是两个概念

在“保”与“拆”的争议中,有一种说法被频繁提及――有关规定“已故近代名人的故居,除经党中央、***批准的以外,一律坚持正常使用,不得专门腾出作纪念馆”。这似乎也成为主张“拆”的一方的盾牌。

据介绍,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少宣传个人”和“严格控制纪念设施建设”,以防止在党内不适当地“突出个人”并由此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开辟名人纪念馆等纪念设施与保护名人故居是两个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他说,中央关于名人故居的有关规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应当坚决执行。同时,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名人故居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范畴,是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的应有之意。把名人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非必须“专门腾出作纪念馆”,完全可以不影响故居的“正常使用”。

2005年北京市***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该建议案提出,应当“正确理解和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保护名人故居可以采取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措施,并不一定都修建成纪念设施,总之不应将中央强调的‘少宣传个人’与我们做好名人故居工作对立起来”。

事实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保护“名人故居”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法第二条规定:“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属于文物,受国家保护。

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名人故居的有100余处。许多省、市也将当地的不少名人故居公布为省级或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强调,类似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这样的名人故居,北京以外的许多地区大多会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严格保护。这些被保护的名人故居,有些辟为纪念馆、展览馆,有些仍然在“正常使用”。

王军向记者出示了一页信的复印件,那是林徽因当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有一张24号院的平面图,十分精细地标出了院落格局。他指着图很痛心地说,上世纪80年代把垂花门、东厢房拆除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这次拆迁又拆掉了门楼和西厢房。但是,目前三进院的格局还在,倒座房和正房都还在。王军说:“鉴于梁思成对北京的巨大贡献,哪怕是保留下一片倒座房,门口挂上一个‘名人故居’的牌子,也算是表明了我们对他的敬意呀。”

中新网北京2月1日电(记者 张中江) “梁林故居被拆”日前引发广泛关注。文保人士曾一智表示,这种拆除行为“挑战文明底线”,不能再被复制。而东城区文委给出的“维修性拆除”说法,更令人匪夷所思。

今年春节期间,有媒体曝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现为24号院)的梁林故居已被拆除。东城区文委调查认为,开发单位进行了“维修性拆除”。“梁林故居”会按照历史原貌最大限度地进行完整复建。

消息一出,引发多方关注。事实上,有关该故居的“拆”与“留”,2009年就曾是媒体报道的热点。当时在各方的努力下,拆迁一事因得到职能部门干预而被叫停。2010,“梁林故居”还被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录项目。

为何在文物部门已经明确表示要保护的前提下,梁林故居仍难以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如何理解“维修性拆除”的说法?

带着种种疑问,记者采访了多年来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被称“笔战推土机”的文保人士曾一智。

“拆除故居挑战文明底线,这种行为不能再复制”

曾一智认为,拆毁梁林故居的这种行为不能再被复制。因为,这种行为具有不好的示范作用,是个恶例。

她说,这种没有任何审核程序,没有任何文物保护资质,没有走任何法定程序的擅自拆除行为,而且拆除的是梁林故居,“已经不仅挑战了法律底线,也挑战了文明的底线”。

在曾一智看来,梁林故居在公众心中的位置不言而喻,已经成为文化的象征。而今被拆除,令她“心里真有一种崩塌的感觉”。

“维修性拆除之说令人匪夷所思”

针对东城区文委报告中“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这一说法,曾一智表示不能认同。

根据住建部公布实施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鉴定机构必须及时发出危险房屋通知书。曾一智表示,如果是危房,希望能看到房屋安全鉴定部门依法作出的梁林故居的危房鉴定报告。但危房绝对不是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理由。

曾一智介绍,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虽然不是挂牌文物保护单位,但政府已经宣布其属于普查登记文物,即《文物保护法》中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与去年媒体关注过的晋翼会馆属于同一级别。但《文物保护法》对各种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原则都是“不改变文物原状”。

按照现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即使梁林故居发生险情,也要由具有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依法进行抢险加固 ,而不是拆除。而东城区文委给出的“维修性拆除”的结论更令人匪夷所思,查遍《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也没查到这个词。

“文物部门是弱势部门,应追究拆除者法律责任”

梁林故居被拆事出后,相关评论颇多,其中不乏对文物部门不满的声音。有评论甚至以“北京市文物局是干什么吃的?”为题,足见作者的激愤之情。

对此,曾一智有些“鸣不平”。在她看来,文物部门是很弱势的部门,能够将梁林故居纳入普查已经很不容易。这一次,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听说拆迁很惊讶,同时也很重视,她认为可称在事发后已经尽了全力。

曾一智表示,应该依法追究拆除者的法律责任。她说,现在的情况是,破坏不可移动文物的“成本”太低,最高只罚五十万。而且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因为破坏不可移动文物而负刑责。

梁思成、林徽因学生反对“梁林故居”复建

作为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83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也对梁林故居被拆除一事表示愤怒,并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按照国际上的文物保护理念,已经拆除的文物绝对不能再复建。拆除已经是错误,再仿造一个假古董就错上加错。

应该作为遗址地加以保护,可以在原址辟建遗址公园,在园区内除为梁、林先生立碑之外,还要保留一处废墟,以警示后人。如果一定要建,可以建一个纪念馆,但要按照可识别原则设计,其建筑形制与原貌要有相当的距离,不能混同。

拥有着相同命运的故居还有很多,当那些废墟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只能在教科书上凭吊他们了。

地点:崇文区磁器口十字路口的东北侧生平:曹雪芹,清代小说家,清代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后因家庭的衰败而饱尝了人生的辛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稿子。

1999年,为了展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有评论认为,“十七间半”的外墙在扩展后的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绕行,保留“十七间半”对扩宽道路并无影响。后传出消息,曹雪芹故居在离原址不远处重建。

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913弄

生平: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

原址为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楼宇现已被拆迁,只留下弄堂口挂着一个铭牌。

著名诗人、作家徐志摩除了思南路上的故居外,他和陆小曼婚后曾搬至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一幢上海滩老式洋房居住,1929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再临上海时也居住于此。

当年徐志摩、陆小曼的“爱巢”是一幢两层尖顶哥特式风格洋楼。楼下当中为客堂间,陈设简单,只作穿堂。新房设在二楼厢房前间,后小间为陆小曼的吸烟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人正是在此诞生了鼎鼎大名的《爱眉小札》、《媚轩琐记》和《小曼日记》等篇。

从1926年到1931年徐志摩去世,他人生的最后六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是原址已经被拆迁,现在只能在这一弄堂口挂个铭牌。2007年,这座里弄才再次被关注,但由于四明村内仍然居住着很多居民,要将其中一幢房屋完全腾挪出来进行复原并不现实。

地点:北京前门西河沿街215号

生平:裘盛戎(1915-1971):京剧表演艺术家,净角演员,裘派艺术的创始人。原名裘振芳,北京人,生于1915年,病逝于1971年,岁未过花甲。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

京剧大师裘盛戎旧居,墙上写上了大大的“拆”字。

西河沿街在北京的胡同中不算窄,宽的地方可三辆车并行,窄的地方两辆车并行也没问题。徐苹芳称,这样的胡同可考虑改为单行线,不必为了扩宽道路而去拆迁两边的老建筑。

胡同西口的正乙祠戏楼挂出了京剧《梅兰芳华》的广告,除了这栋修缮后重新开放的戏楼,215号和213号就是胡同中最精致的建筑了。215号院门口的石墩和大门一角“保护院落”的标牌,显示了这个院落的历史和今天的地位。可院外的传统灰墙上,一个圈起来的“拆”字显得与这个氛围不太协调。

生平:叶嘉莹,号迦陵。,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

2003年,察院胡同23号,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叶家的四合院已有200多年历史。胡同保卫者华新民曾致信叶嘉莹,描述拆迁时的场景:“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的工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

生平:因孟端胡同果郡王府与王府仓胡同的贝勒府都是康熙帝位下皇子的府邸,同属二十四门,老人相沿称孟端胡同的果郡王府为南府和前府,王府仓的贝勒府为北府或后府。果郡王府的爵位世降一等。弘瞻长子永荼袭果郡王,长孙绵从袭贝勒。绵从在乾隆五十六年卒,绵律、绵同先后袭贝勒。

2005年,孟端胡同45号,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上上品”的清代果郡王府遭连夜“迁建”

2005年,孟端胡同45号清代果郡王府被连夜“迁建”,这座王府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的“上上品”。拆迁后,这里成为北京金融街的开发项目用地。孟端胡同拆迁后,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

生平:张君秋,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1920年生于北京,卒于1997年,原名滕家鸣,字玉隐,祖籍江苏丹徒。他自幼家贫,父滕联芳,随母张秀琴在各地客串演出,后经李多奎介绍,14岁拜李凌枫为师,专攻青衣。

2007年,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生平:奚啸伯(1910--1977),字承桓,满族,1910年出生于北京。京剧老生,后四大须生之一。祖姓喜塔腊氏,满族正白旗人,祖籍北京大兴县。其祖父裕德是前清文渊阁大学士,后入阁拜相。父熙明,曾任度支部司长,善于绘画书法。

2007年,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亡。平坦胡同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北京名人故居拆迁十年不完全记录

上世纪80年代,辜鸿铭的寓所变成了王府井旅馆;1991年,李鸿章祠堂成为东城区档案局;1998年,明代严嵩的别墅被拆。之后的十年,名人故居依然未得到北京这个城市的尊重,拆迁一直处于进行时。

2000年10月26日,位于美术馆后街22号的赵紫宸故居被拆,赵紫宸为知名的基督教领袖。这座10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曾被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但最终仍未避免厄运。

2002年,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林白水故居被推土机铲平。一位在现场的大妈说:“除了挂了一块牌子以外,根本看不出是文保单位。”林白水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6年被军阀张宗昌杀害。

2003年,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号”(后来的红星胡同5号)虽被列为文物,但仍然被拆除。无量大人胡同5号曾是民间外交场所,“几年间造访的国际友人多达六七千人,包括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英、美、意、西、日等国驻华使节,文艺界、教育界、政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等等”。

2003年,察院胡同23号,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叶家的四合院已有200多年历史。2003年年底,东城区贡院头条2号,法学家钱端升的私宅被拆除。

2004年,东城区西裱褙胡同31号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的故居被拆。除了对北京有特殊意义的于谦祠外,西裱褙胡同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其中包括西裱褙胡同36号的何其芳故居。

2004年11月,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被拆,成为高楼的施工现场。张恨水1955年搬入该处居住,直至去世。

2005年6月16日,西城区赵登禹路北端东侧的八道湾后院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同年8月8日至10日,八道湾西侧鲁迅写《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时的三间书房在三天之内被拆除。

2005年,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曾经寓居的原历史博物馆宿舍院被拆,沈从文曾在此处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院为二进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间,建筑面积为459平方米,院内空地面积为350平方米。

2006年,前民国总理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该院名为“意园”。被拆时,3号院墙上的“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的牌子被一张报纸遮盖住,其后,这块牌子竟被从墙上撬了下来。麻线胡同3号院建筑风格独特,有中西合璧之风。

2007年,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亡。平坦胡同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2007年11月,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被打上了“拆”字,这里曾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胡适和***等人常在此地。

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

也许你们会认为以上的那些有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故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文化正遭到或多或少的侵袭,而这些毁在我们手里的古迹将永远不会恢复成原来的摸样

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些名气不是非常响亮,但又红极一时的人,他们的故居就处在了一个异常尴尬的地步。不是人家不想拆,而是大限未到而已。以下枚举的这些故居,如果你想去参观游览的话,可得抓紧时间了!!不过有的现在是民宅,不要大阔步的就往里闯!

穿过武昌得胜桥50号旧楼,记者看到一座青砖砌成的老宅子,地上铺着条石,青砖砌成的老屋屋顶横梁上雕着花纹,透出年代的久远。刘谦定介绍,今年4月28日,是恽代英牺牲75周年纪念日,恽代英的后人曾来此凭吊先人。

在此居住的武汉腐乳厂老职工汤锦龙老人告诉记者,他在这儿住了20年,去年有人来参观,说是研究恽代英,他才知道自己一直住在恽代英的故居里。

恽代英(1895—1931) 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1923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当局逮捕。1931年4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 酒店 ),时年36岁。

刘家麒故居——7年前的一把火几乎烧光

走进武昌得胜桥148号,一面青石大门映入眼帘,青石大门上用青砖筑起高墙。2扇木制大门上钉着铁铆钉,居民介绍,木制大门上本来蒙上了白铁皮,被锈蚀了一部分,但是门的上面还留有部分铁皮。

刘家麒(1894—1937) 江夏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学生军。1919年毕业后,分配在东北边防第一军,因战功由排长跃升至副团长。1937年9月,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卢沟桥事变后,奉命率师北上抗日,16日不幸中弹殉国。武汉各界为其举行追悼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旧日租界之“新小路”改名为“刘家麒路”。

张难先故居——“灵山窝”面目已非

蛇山脚下,一排民房,民房的瓦已经换为红砖瓦了,屋檐上有雕花。这间门牌号码为蛇山五坡8号的平房,不是普通的房子,“湖北三怪”之一张难先就曾住在这里。

现在,张难先的孙子仍然住在这里。由于后人低调处事,周围的邻居不知道自己住在名人故居旁。

张难先(1874-1968) 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武昌积玉桥三义村,刘谦定介绍,石瑛在创建国立武昌大学任校长时,始在武昌区三义村置私人住宅一幢二层小楼。石瑛故居是辛亥首义革命前辈在武汉市内难得的一处故宅,对研究和展示辛亥革命历史和武汉名城发展轨迹具有极高的价值。

可惜,这幢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曾有***、***、陶铸、李四光等名人来往的石瑛故居遭人为拆毁,被纳入“危房改建”范围,并“限令月内拆迁”。石瑛家属吁求保护,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现在石瑛故居虽然修复,但是仍然没有“名分”。

石瑛(1878-1943年11月4日),字蘅青,中国中国同盟会会员,民国官员,曾任***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等。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湖北省阳新县燕厦区人(今通山县燕厦乡)。少时,读书过目成诵。

被福州市政府列为“福州市名人故居” 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清代宫廷大学士、清末帝师陈宝琛故居“陈氏五楼”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一代名人的故居正在消失。

据螺洲镇政府给记者的材料上介绍,“陈氏五楼”座落店前村,为清末太师太傅陈宝琛所建,占地4113平方米。“五楼”依建筑时间依次为“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和“晞楼”。白墙青瓦浸透着古风,雕梁画栋映衬着古朴典雅,绿荫环抱小池假山,是一座集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庭院融为一体的精美建筑。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十三岁成县学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这是一座位于秦淮区夫子庙左近一个名叫陶家巷的小街中的无名院落。如今,只有一个写着“5”的门牌号标注着他的身份,而这里,却曾经长年生活着一位影响中国文坛二百余年的文化大家,桐城派文坛领袖,著名的教育学家与书法大家姚鼐。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

故居位于什刹海东去地安门东大街北侧,走过前些年刚刚修建的假古董大街“平安大道”向北进入,眼前立刻见到一片废墟。这些眼前景象是近些年北京常见的情形。除了最大规模被拆毁的前门外大街,这样的地方还有多处。而我之所以还能发现那处隐蔽的詹天佑故居,完全出于偶然。当我发现那街边的假古董后面隐约可见的残垣颓壁时,我被吸引走近去。

詹天佑(1861年3月17日—1919年4月24日),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12岁留学美国士木工程及铁路专科,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归国;1905—1909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造"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

是否中国人已都变得自身难保?所以才会对这些地方不闻不问,抑或是活人都没地方住了,就得抢“死人”的宅子?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国,但是我们的文化正在被侵蚀,我们的信仰在流逝,或许,几十年后,我们真的要像临国请教华夏的历史了。

或许只有那些具有响当当名号人的故居还屹立不倒,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什么事情都不是肯定的。趁着有关部门还没改主意,现在出发就挺好!

***故居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

1918年9月19日,***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北京居此,1919 年3月12日离京去上海。同住的还有***、萧子升、陈绍林、陈昆甫、罗子钻、***、欧阳玉山等。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故居,是一座庭院式的四合院建筑,建筑面积有2279平方米,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

这所宅院原是清乾隆朝宠臣和珅的王府花园。和珅被嘉庆皇帝抄家赐死后,花园遂废。同治年间,此处成为恭亲王府的草料场和马厩。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把王府和花园卖给辅仁大学,把此处地产卖给达仁堂乐家药铺,修建成中西式结合庭院。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先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馆舍,后由宋庆龄居住。 1963年11月,郭沫若由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入,在此居住工作了15年,直到1978年6月病逝。故居于1982年由***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正式游人开放。

茅盾故居位于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13号一所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小四合院中,茅盾一生的最后几年就是在这里渡过的。1985年3月茅盾故居纪念馆正式开放。

茅盾故居坐北朝南,分前后两进院落,共有大小房间22间。建馆后,故居内的书房、卧室、会客厅等处陈设严格按照茅盾先生生前的原貌布置。前院西厢房是会客厅,室内的沙发、案头的花瓶、壁上的对联都是旧有之物。北房的陈列介绍了茅盾先生及其文学创作的道路。

东厢房以图片和实物展示了茅盾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文化建设和世界和平所做不懈努力。展品中包括委任状、代表证、创作原稿、记录手札以及他使用过的钢笔、录音机、印章等。后院是茅盾先生的书房和卧室,这里四壁皆书,经室子集、中外名著无所不有,多年记录的藏书连同他自己的著作已集中建成“茅盾文库”。

梅兰芳纪念馆位于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一座典型的两进院落四合院,占地716平方米,是梅兰芳先生生前最后10年的居所。

此院原为清末庆亲王奕王府的一部分,解放后经过修缮,梅兰芳先生搬到这里居住。梅兰芳先生逝世后,周梅先生的亲人将家中珍藏的照片、剧本、纪念品等共3万余件文物、资料捐给国家。1986年10月27日建成纪念馆并正式对外开放。

宋庆龄同志故居坐落在北京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北沿。门前水天相映、碧波涟漪,堤岸***轻扬,院内曲径回廊,楼堂亭榭;湖水环绕,山石嶙峋;绿树浓荫,花香四溢。是一处雍容典雅、幽静别致的庭园。故居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五千平方米。原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也称西花园。

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23号,是孙中山1924年扶病北上在北京商谈国事所住的行辕,也是孙中山逝世纪念地。孙中山行宫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来北京商谈国事,孙中山的行辕设在铁狮子胡同5号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中。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在行宫内西屋卧室病逝。

孙中山行宫内设有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在这里有孙中山遗物陈列。

***故居,李大创生前曾在北京的五处住过。西城区石驸马后宅35号是其1920-1922年时的居住之所,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现为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

该院为三合院。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房东间是卧室,中间餐室,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3间作书房和会客厅;1923年春***搬到西城铜幌子胡同。1927年被张作霖逮捕就义。故居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