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稚清华大学 【清华同衡学术周】尹稚 :城镇化的大势和我们的机遇
这三四十年,围绕着城市治理、投融资关系、城市的主导角色等,我们产生了各种困惑。回看全球化进程,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都发生过,但为什么中国看着像个万花筒?我们常说自己用三十年走了人家一百年的道路,这是成绩没错;但也要想明白一件事,人家用一百年来化解的矛盾,我们是躲不过去的,所有的矛盾同样会出现。
在完全竞争时代、各自为战的时代,城市不是一个有效治理主体的时代,缺公共投资、缺市政工程的问题,基本上在欧洲第一批城市化的城市里普遍存在,这个矛盾中国现在还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普遍采取的办法是将政府法人化,让政府拥有独立的信用体系,并以政府信誉向市场去投融资、去担保;并采用类似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手段,去实现市政工程公共投资欠债的补偿。
这个在世界城市史上被称之为一个特定的时期,叫“市政社会主义”或者叫“机器政治时期”。
这个时期,除了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大量掌握专门技能的精英、专家开始介入城市治理,随之而来的是经营城市的时代以及政治上更宽松的改革时代,这跟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死与生》描述的时代大体同期,就是自上而下解决不了的问题,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逐步渗透来缓和和化解。
当然,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作为一种增长机器,作为一个主要服务的提供者,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既然是服务的提供者,干的是供给侧的活儿,你就要知道这些服务的需求者是谁。这种思考促成了除精英、专家之外更广泛的、全球性的公共参与的起步,并且变成了城市治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全球化时期,又有新变化。因为主导全球化的经济力量来自于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它们变成了一个超越传统意义上民族主权国家的经济怪物。在这种城市治理中,企业型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有所暴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跟政府权力的结合,各种五花八门的公司联营(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开始探讨,在推动全球化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包括刚才何艳玲教授讲的这种来自于社会学层面的治理和对风险的担心,都与此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