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的科普名著 韧性的战斗 ——访著名科学家高士其

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有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青年,全神贯注,正在进行研究工作。他细心保管着几十种细菌和病毒,观察它们的活动和繁殖,做着详细的记录。

这个中国青年到美国去留学,并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富有,而是因为他1925年20岁时,从清华学堂毕业公费保送美国留学。这公费,原来是清朝败于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美国又用来“恩赐”给中国的穷学生,让他们到美国去留学。

这对每个有着热爱自己民族和祖国感情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屈辱。这个青年便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发愤图强,决心钻研一门科学——细菌学,学会本领,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祖国。他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刻苦钻研、自我牺牲的精神非常突出。他一次又一次吞食过含毒的食物毒菌,作自身传染试验。

这些毒菌侵入人体以后,是可以歼灭的。可是,有些细小的病毒,却不能随便让它们侵入到人体的某一个部位。然而,在一次试验中,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意外地破裂了。病毒在他的左手上落了脚,接着便选择它的路线,经过左耳膜侵入他的小脑。

一天晚上,他正坐在图书馆里看书,突然眼睛发花,天旋地转,眼球上翻。从此,每隔一个星期左右便要发作一次。从此,他的双手颤动了,脖子发硬了,两腿走路无力了,左耳开始聋了,面部失去表情了。他为了人民的健康,失去了自己的健康。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

1930年的夏天,波涛翻滚的印度洋上,一艘巨型客轮正破浪前进。甲板上,一个面容苍白清瘦,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支撑着病体,扶栏眺望。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中国高材生,途经欧洲回国,当时名叫高仕錤。

改了名字

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问他道:“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又是多么铿锵的诗句啊!

高士其在归国途中,就思考着一件大事。在海外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在国内能实现吗?严酷的现实在等待着他。南京中央医院提供给他检验科主任的位置。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现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

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一要官,二要钱。这些家伙像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就是在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落落寡合。他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尖锐冲突中,被迫离职,他失业了。

失业后,到哪里去呢?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写字都很困难。他在上海的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住了下来。他要进行细菌学的研究吗?没有条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然而,他要战斗。他在选择火力方向。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细菌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起来。

1935年,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诞生了。此后,每星期写两篇。这些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而且充满鲜明的政治观点,很快使他在读者中赢得了声誉,在中国科普文坛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上响起了炮声。在这种形势下,他写作更努力了。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向两条腿的法西斯毒菌进击。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

请看,这不是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大的讽刺吗?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学的藩篱,成了政治的投枪了。

爬也爬到延安去

延安——革命的灯塔。它发出万丈光芒,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往延安进发。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延安。

毛主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副主席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高士其铭记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说:“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每天起床后,他要做操,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也要做操。他自己站不住,就靠着窑洞的墙壁练,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他在工作上、冶病上都进行韧性的战斗。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

在延安,当时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他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唱道:

我虽然不能起来,

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

但是哟,

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高士其来到了北京。在沸腾的革命激流中,他生命的光芒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异彩。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手推车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他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高士其的科学普及创作的春天真正开始了。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本来,他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那时他又在学俄语了。他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我的病不能降低学习的要求。”他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创作。为了写一篇文章,他要看许多书,中外文都看。

高士其已经不能动笔,说话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喉音,只有在他身边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人才能听懂,才能翻译出来。高仰之同志就是他写作上的一位辛勤的助手。有时碰到他说一个生疏的名词,谁也听不懂。于是,他就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下一个或几个字来。有的字别人要好长时间才能辨认清楚。他风趣地说:“我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是个多产的作家,创作态度又是严肃认真的。所以,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人们都喜欢他的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这篇长诗曾经荣获儿童文学一等奖。

要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高士其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他身上的病毒在折磨他的小脑,也折磨他的全身。他看了一会儿书,眼皮忽然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直到有人来按摩了一会儿,眼皮才又恢复了知觉,睁了开来。他就这样进行创作上的韧性战斗,写出许多美好的作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九个大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杀菌的战术

明朗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又使瘫痪老人遭受到精神和生活上的种种迫害。然而,老人的思想没有瘫痪。他要战斗,他在战斗。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毕生都在进行韧性的战斗啊!

1975年,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紧紧握住了高士其的手,向他问候。高士其同志激动万分,他艰难地向总理问好!他有千言万语要向总理说,可是他知道,他的语言是周总理所听不懂的。他向助手把千言万语凝炼成这几句简短的话:

“敬爱的周总理:祝您健康!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周总理看了,随即举起这张条子高声说: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

第三天,周总理在这张条子上作了亲笔批示,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可是,批示到了中国科学院,仿佛石沉大海,原来给压下来了。“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中国科学院。

作为细菌学家的高士其,又看到了人类的毒菌在进行猖狂的活动了。他不能停止工作,不能停止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火不熄灭,他的写作也不能停止。“不发表我也写。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毒菌消灭。”他写什么呢?早在林彪肆虐的时候,他就写了《杀菌的战术》。然而,没有出版的机会。

“不能躺下,要战斗!”高士其怀着对“四人帮”一伙毒菌的深仇大恨,继续写作《杀菌的战术》。他内心深处在微笑: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确,春天不远了。

秋天里的春光

西山红叶正艳的时候,春天提早到来了。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1976年的10月,北京的天空分外明朗。乌云散了,阳光洒遍长安街。高士其又坐上了手推车,在欢乐的海洋中驰过了天安门。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杀菌的战术》的胜利。

《杀菌的战术》出版了。高士其又在歌唱了。他歌唱华主席,歌唱科学的春天。他恢复了青春。那些少先队员,亲昵地叫他高爷爷。他高兴地说,不要叫我高爷爷,叫我高伯伯吧!我年轻了。他发表文章,写诗,比过去更辛勤地写作。有人为他统计了一下,解放后他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了。他今年已经74岁了,他还在战斗,他会写得更多。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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