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女婿黄泰岩 卫兴华的女婿 卫兴华:经济学理论的清道夫

1989年日本《中国研究月刊》称他为“中国稳健的改革派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他是“始终坚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即使在"左"的理论和政策盛行的情况下,也不随"风"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学风”、“从不人云亦云,而是执著地追求真理”。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不做权势的奴仆,不做“风派理论家”——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卫兴华。

3月21日,89岁的卫兴华先生在人大宜园家中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的采访。老人银发稀疏,腿脚不便,视力下降严重,但仍然语言清晰、思维敏捷,回顾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梳理自己的研究成果,老人淡泊平静,健谈而睿智,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求学之路

“虽然苦读书、读书苦,但当自己弄懂和把握了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的有关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获得成绩时,又会有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收获感。”

卫兴华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五台县善文村,祖辈世代务农。卫兴华自称:“我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声中长大的”。为了“转换门风”,6岁时卫兴华的父亲送他读小学。不久后,父亲又送卫兴华到离村30里的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读书。“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冶镇,卫兴华被迫辍学回村务农,但想读书上学的念头片刻未息。

后来,卫兴华在东冶镇济生恒药材店当了一名小伙计,不是正式店员,而是打杂的临时工,只供伙食,没有报酬。“我给人家做饭,给掌柜的提茶壶、倒夜壶,有时也帮助卖药丸。”因为读书求学的渴望,1942年卫兴华考入东冶镇一所中学补学班,失学4年后又进入学校读书。当时东冶镇驻扎着日本侵略军,考入补学班,卫兴华将以前小学老师给他起的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示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意。

因为不愿受到奴化教育,卫兴华离开补学班,通过日军封锁线,到了晋西隰县,考入进山中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情报战线的先驱、教育家赵宗复,受其影响,在这里,卫兴华系统地、有选择地阅读学习了进步文艺书刊和社会科学读物,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卫兴华被选为学生会理事长,参加了进步社团“投枪社”。

1948年11月,卫兴华进入华北大学读书。解放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卫兴华转读于该校经济系。1950年人大成立政治经济教研室,前苏联专家要培养研究生,卫兴华被挑选上,成为人民大学的首届研究生。1952年,卫兴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教学、研究的治学之道。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卫兴华经历了政治生活和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曾先后被下放劳动、参加“四清”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经历了走“五七”道路的特殊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后,卫兴华的教学研究工作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以执著和饱满的热情,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了出来,经济理念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日趋紧密,卫兴华的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大。

在继续研究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他的研究领域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所有制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领域。

卫兴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总编辑等职。出版论著30余本,发表论文、文章约900篇,获省部级奖20多项。2013年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马克思经济学奖。

学问之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

卫兴华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他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我要求自己,也要求我的学生,做学问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卫兴华认为,理论是真理的喉舌,而不是权势的奴仆,在研究中不能做“风派理论家”。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很理解、很了解需要讲什么、该讲什么、上面想让我们讲什么,但我还是要讲真话。做学问、做理论搞投机、讲假话,不是真正的学者。”改革开放前,卫兴华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学者,而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他又被看成是“左翼”学者。“偏右的人认为我左,偏左的人认为我右,其实,认为我是右,因为他左;认为我是左,因为他右。”卫兴华笑言。

卫兴华说:“我提出任何一个新观点后,总会有反对的声音,"大家都那样讲,怎么你这样讲呢?"但我讲的观点都有我的理论根据,慢慢地很多人就赞同我的观点了。”

年轻时代的卫兴华喜欢在经济理论上思考是非对错,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教科书在干部、高校中被当作真理在学习。当时还是一位年轻教师的卫兴华首先对前苏联教科书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一是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反对“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这三个意见后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

“我搞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我不迷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卫兴华说。

如今回过头再梳理卫兴华的一些理论主张,我们发现,事实上他的一些观点都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被证实是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譬如:

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卫兴华就提出,需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增长与发展的问题。他不赞成追求超高速度,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带来了诸多弊端,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经济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应更重视质量和效益。

卫兴华主张中国不应将高增长速度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而应实现“由数量扩张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而且不要超高速度。“8%就是中高速度,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回到这个速度了。我是在20年以前讲的这个道理。”卫兴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