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 戚本禹:回忆江青(下)

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

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

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 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1967年7月,主席离开北京去武汉前,找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的118号开会。林彪,总理都参加了。大家都反对主席在这种时候去武汉。但主席执意要去。主席就叫杨成武跟着他去。 汪东兴急着说他也要跟主席去。江青也说汪东兴一起去好。

主席问,那你这里的事情怎么办啊?汪东兴说,他自己可以安排。但主席不同意他自己安排,就提出让我代理主任。会后,江青让我好好把办公厅的事情都摸清楚。我说,那汪东兴不是要怀疑我想夺他的权了。她说,你那么多顾虑干嘛。

傅崇碧几次向总理和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说他现在保卫党中央的压力很大,他那里好多事情不好办,因为我在红卫兵中影响大,他建议我去做他的政委。江青说,他现在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我还想调他去当八三四一的政委呢。从这些情况看,江青对汪东兴还是有警惕的,但主席去世后,她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可能是江青长期经历的那种环境造成了她不轻易相信人的习惯,而且她也不轻易地说人好话,即使是她认为是好的人。她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且把人性看得是比较坏的。容易怀疑人。对人的看法好走极端。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

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其实,那时说的劳改,并不是去劳改农场的那种,而是下放去工厂劳动。这事是我处理的,我知道江青对这个服务员因误会而生怀疑,不能送人家去劳改。

所以就把她换到一个不让江青看到的岗位去了。可这个服务员为了这事就非常恨我。后来她的领导跟她说,人家戚本禹是保护你才调你走的,你还瞎说人家。后来我出狱后,这服务员还写信给我,表示道歉,说她当时因为我把她从江青那里调走的,所以恨我。

江青的护士长许春华也经常挨江青的批评。但她在江青遭迫害时,却能公正地说,江青虽然爱怀疑人,主观片面,喜欢指责人。但她是忠于革命,忠于主席的,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也不讲享受的。她仍认为江青是一位好首长,好同志。

我在中南海后楼研究室时,工业组有个同志,叫靳耀南,跟我挺好。他原来是在山东德州开辟地区的一个老干部,地委书记,又能打游击,又能搞工业。我去中央文革后就请他来做我的秘书,这人很有经验,给我帮了很多忙。红卫兵运动刚开始时,有些情况很乱,有些所谓老红卫兵,就是后来联动那些人乱打人,乱抄家。

我去跟他商量。他就提醒我,你要去公开表态,说中央是有政策的,不能打人,不能乱抄家。不然以后这些事都会赖到你们中央文革的头上的。

因为当时都说红卫兵是我指挥的。我说中央文革可从来没有叫谁去打人的,这些人怎么乱搞呢。他跟我说,这些打人的他们后面一定是有背景的。所以我当时就明确地表了态,不准打人,不准乱抄家。后来我们把乱打人,乱抄家的情况报告给主席,主席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还有当时有些地方借破四旧,烧书。他马上跟我说,历次运动,毛主席党中央都从来没有说过要烧书的。怎么可以烧书呢。我就马上去讲话,制止烧书。可有一次江青来我这里看见了他,就找我过去,说那人不是后楼的么,有些人是刘少奇的人,你怎么把他弄在身边?他年纪都比你大,是你领导他,还是他在领导你?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调走。

我出狱后碰到靳耀南,他对我说,你是个好人,我过去怎么看你,现在还怎么看你。我知道是江青要我走的,但这不能怪她。办公厅到处都是杨尚昆的人,她当然对我有戒心的。

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在那时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在江青那里工作的。就说吴法宪,有人说他是草包司令,才不是呢,他聪明。

江青到哪里去,都愿意让他陪着。至于说有些人后来遭到关押审查。其实那些具体的事情都是汪东兴处理的。宣布我受审查后,汪东兴马上就叫人把我双手铐上,而且铐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也都铐着。他的理由是,怕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但我心里明白,这是汪东兴在暗地里使坏。江青才不会管这种事了。

江青和王力,关锋

关锋在我们中间的作用很重要。他是出思想的。他能从理论上,从路线上来看出问题。

主席720事件后的意思在他亲自拟定的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名单时已经很明显了。他叫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老帅都要出席。就是在720事件以后要稳定军队。主席在720以后,在我们写的报告上在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两个字。

总理马上把它印发下去。原来陈再道是被关押的,现在一下子待遇马上就变了。但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的领会。 关锋写的八一社论。说下一步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对准军队的走资派。要向军队的主要敌人开火。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是严重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当时红旗杂志社论和文章对全国运动有很大的作用,是指导运动方向的。 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怎么可以擅自提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呢。而当时群众也是这么理解的。

有些地方都动起来了,要搞第二次大串联,第三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士兵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那不等于是武装起义了。如果再出几个720事件,那整个局面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