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释高闲草书《千字文》残本
李密一代,不仅在我国诗歌史上是最足称道的光辉璀璨的时期,就是在书法史上,也是该大书特书一笔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书法风气之盛,除了众多声名盖世的大书法家外,即使象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以及僧人如怀仁、齐己、大雅、怀素、高闲、亚栖、贯休等等,也都是很享有时誉的一代书法名流。
有趣的是,在后人所著的《书诂》一书中,竟别出心裁地把僧人中怀素的字比作玉,光的字比作珠,高闲的字比作金,贯休的字比作玻璃,亚栖的字比作水晶。这真是,金玉珠子,玻璃水晶,众宝齐列,辉耀透了。
就是这位其字如金的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释高闲,由于韩愈的一篇文章——《送高闲上人序》(见《全唐文》卷五五五)中把他的草书说成“得天然之象”,因此也就名气“益重”了。又据《宋高僧传》卷三十的记载,正是因为他精通书法,所以唐宣宗曾经把他召进宫里,让他当场表演草书,事后又赐他“紫衣”。
他平时挥写,多喜欢在霅川白纻作真、草书,晚年则终老在吴兴的开元寺里。关于他的书迹,宋《宣和书谱》卷十九曾提到那时徽宗的内府,藏有他的草书《五原帖》,行书《中丞帖》、《雨雪帖》等作品。
而宋米芾《宝章待访录》则又提到他在楮纸上所写的《千字文》,以及《令狐楚诗》等。而其中《千字文》则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被珍藏在上海博物馆里。
这是一通草书墨迹残本,高30.8厘米,横331.3厘米,现存原文“莽”字以下五十二行,总计二百四十三字。在流传过程中,元代的草书名家鲜于枢曾经为它补书前面所缺的部分,可见这墨迹至少在元朝就已经残缺不全了。后来清代的安岐收藏此卷时,鲜于枢补写的部分又告佚失,可见文物保存的不易。
对于这通草书墨迹,前人有不少评论。林佑说是“驰纵不定,动不可留,静不可推,有类(类似)于旭(张旭)”;而安岐则认为“纸墨俱佳,笔法奇伟,自然淳古,发乎毫端”。虽然笔触未免粗了一点,可是作为一家之言,参考价值也还是有的。
按照近代克罗齐派的美学观点,一切文艺都是心灵中意象和情趣交相融合的活动,而与之相适应的种种创作,只是为了“传达”或“记录”这种早在心里便已经完成了的作品而已。照这说法,书法创作过程中手的活动或任务,主要是通过熟练的技巧把心里早已交融着的意象和情趣记录下来,然后传递给别人去欣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书法欣赏者如能通过纸面上的记录,去感知原作者创作刹那间的内心奇妙境界,这才算是真正抓到了欣赏的要点。
我们面对高闲的草书,伴随着笔势往来狼藉点画飞动所映带而出来的结字布局,这纸面上的意象竟是如此的纵横交错,一片狼藉,这情趣竟是这般的激荡浪漫,一片飘忽。由此,我们不难感知,高闲在创作这通墨迹时,心中的刹那意象和情景的交织既是瑰丽的,奇异的,又是奔驰的,汹涌的。通于此,则仿佛之间我们欣赏者的精神内心,好似跳过了时代的鸿沟,与创作者共鸣在一起,跳跃在一起,呼吸在一起了。
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此帖创作落笔时的过于风狂雨骤,因此难免使人感到一种技法上的粗疏草率,比如帖中“稽颡再拜”,“稽”字笔画的偏侧而字形欠佳,“版牒简要”,“要”字笔画的扁枯而构体平平,就是较为明显的例证。
然而,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论“写作的艺术”时所说的那样:“只要他的立意精警,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我们如果用这标准去衡量高闲的草书《千字文》,则它仍不失为一幅书法艺术中的上乘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