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寒冰和周恩来 共和国组建外交部始末:周恩来细翻花名册亲点兵
周总理连夜点名,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军队和地方干部,组建共和国外交部。首届驻外大使们经过有趣的调任,纷纷走马上任。行前,总理用一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的话郑重地提醒了大家。
11月8日入夜后,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的引导下,来到了他在二楼的办公室。
王炳南把早已准备好的外交部花名册递上。周恩来细翻了一遍,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
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晚上八时整,外交部全体同志集合。周恩来打开花名册,依次点名,从司长到科员。
“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接着,他点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
他又点到王炳南,说:“办公厅主任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
“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
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夫人。(有笑声)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去人家还是这么叫。”周恩来将到会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
点名过后,外交部的成立大会就开始了。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被人们泛称为将军大使。他们调任的过程,可以说都充满了有趣的故事———
姬鹏飞,又名吉洛。他到外交部是周恩来点的将。他是山西临符人,早年在一个陆军医院由看护升为军医。1931年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到陕北后,任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抗战爆发后,转行做政治工作。
杭州解放后,姬鹏飞担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突然接到中央调令,让他立即赴京去外交部报到,使他大觉意外。他和夫人许寒冰先去上海,找了老上级粟裕,希望能够不去。粟裕对他说:“吉洛将军,你是军人啊,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离开上海前,粟裕还送给他一件大衣,给他夫人买了一身衣料。
到外交部报到后,原定他出任新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后因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他奉命改任驻民主德国大使团团长,于1950年10月12日走马上任,递交了国书。当时民主德国的外交大权仍受控于苏联军事管制委员会,因而外国大使都使用外交使团团长称谓。1953年11月,苏联军管会撤销后,外交机构遂改称大使馆,使团长即改称特命全权大使。
1949年冬天,黄镇受命带领了一批干部筹备组建总政下属的总干部部。正在忙碌时,中央来了调令,要调黄镇、朱霖夫妇去外交部报到。
他们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大包袱、两箱子书,还有五个孩子从总政到外交部来报到了。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又搬到新华饭店。全家人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和席梦思。
次日,调外交部的将军们都来了,袁仲贤、姬鹏飞、耿飙、韩念龙等,一见面都乐了。当时,还宣布了黄镇是调干班的支部书记。半年后的1950年7月,黄镇带着手下连朱霖在内的六个外交官,乘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他要在莫斯科转车,前往布达佩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来,他又成了驻雅加达、驻巴黎、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
耿飙是惟一自己开着吉普车来报到的将军。
他当时担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杨得志司令员与李志民政委见他感觉十分意外,就帮他分析说:“你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交道很有一套,周总理记着你呐。”杨得志知道他爱开那辆缴获的美式吉普,便提出:“告诉后勤部,让你把那辆吉普车带走吧,也算是兵团的一点心意。”
刚报到不久,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说:“在这批首任驻外大使的将军中,中央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
不久,因新中国进入联大的问题当时还难于解决,耿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于1950年9月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任期内,他还与当时当选联合国秘书长的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交上了朋友。后来,促成了哈马舍尔德1955年元月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会晤,使其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
将军们到外交部报到后,周恩来让外交部办公厅给物色了一个饭店,就是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让大家连家眷一起集中住下,开始举办当大使的培训班。
在解放初的北平城里,除了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排列下来就数得上新华饭店了。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黄镇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干脆将被褥铺到地板上睡,早上起来放回床上才开门。这个睡法延续了多年。
培训班在外交部街的老礼堂上课,请了国内的学者专家何思敬、王铁崖等给大家讲国际法。外交部举行了外交文书展览,为他们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备忘录、双边协议……各式各样的样品。还请了毛岸英给大家讲在苏联留学的所见所闻与各种体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匈牙利驻华大使埃夫朗科等,给大家上课,由毛岸英担任翻译。
培训班还组织了参观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并集中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请老外交人员讲外交礼节。还去北京饭店学摆刀弄叉吃西餐,学怎么摆台,怎么安排主人、客人的位置。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刚从苏联访问回到北京没几天,经周恩来同意,安排他们在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前来检查,他不让这些将军大使们将纸窟窿捅得太大,说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这儿那儿一排大窟窿,不雅观,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
仪式结束后,他们得出了两点共识:其一,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其二,我们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走步子、站立的位置、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就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当场就来演习演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里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预演起来。
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了,笑着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他领着大家走进大厅,毛泽东很高兴地站了起来,跟大家逐一寒暄握手。
有的同志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
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他又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毛泽东说这“不会跑掉”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接见快结束时,周恩来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