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母杨荫榆 复观杨荫榆——回忆我的姑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个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

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

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姑母(荫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我家。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

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T.B.Macaulay)的《约翰生传》(Life ofJohnson)这个译本钟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

据我父亲讲,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不和。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美。

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

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

"(她鼻子有上仰的倾向,却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

"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

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

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

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二年我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学习。

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

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申辩。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

原来就是你们!"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

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

那是在一九一三年。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京工作。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

我记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

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橛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

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

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

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

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没听见。"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

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

"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

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

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