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废医存药 俞樾“废医存药”论及其历史影响

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本文系统介绍他的《废医论》和《医药说》,并分析其思想根源及历史影响。

俞樾(1821~1906年)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48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

[1]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废医论》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2]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

本义篇: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原医篇: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否定《内经》的权威地位。俞樾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无本草之名”,因此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

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医巫篇:俞樾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脉虚篇: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中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的结论是:“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俞樾以《本经》为据,鞭苔中药的灵验。子仪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据此分析,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指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

”“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医药说》

在《废医论》中,俞樾曾对中药大加攻击。到了晚年,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

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

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

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中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

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

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

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历史影响

《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

[1]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5]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

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影响,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

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

”[6]在余云岫的叙述中,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但他认可了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作分析研究。

看得出,他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基本禀承了俞樾《医药说》的观点。基于这一分析,他得出中医理论必须废除,中医药物可以研究的结论。

1926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又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再次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论:“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余云岫“把此文中稍可取法者借用无遗,如他论中医不可因历史久远而保存,即将医巫并称,完全是曲园旧套。

余氏论中医脉诊之不可信则袭取曲园及郑观应两家之说而成”。[5]从章太医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为本”,[5]到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诸多论点,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俞樾“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远不止于医学界。民国时期,思想界甚至政界同样卷入了废止中医的思潮。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当然,思想界对于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

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鲁迅对中医的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他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政府方面也没有袖手旁观,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20多年里,不论北洋政府,抑或民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歧视、限制、取缔中医,在中医药领域采用了“扶洋抑汉”、独尊西医的政策。

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摒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尤其是汪精卫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

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到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参考文献

[1]盛蓝.俞樾与医药[J].医古文知识,1995,(1).

[2]俞樾.废医论.见:春在堂全书·卷四十五·俞楼杂纂[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1~13.

[3]俞樾.春在堂全书·卷九·春在堂诗编[M].清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435.

[4]俞樾.医药说.见:春在堂全集·宾萌集[M].清同治十年(1871)德清俞氏刊本.13~16.

[5]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59~60.189~190.

[6]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J].学艺,19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