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闻生冀朝铸乔 【冀朝铸回忆录10】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天安门四五事件一两个星期之后,一部从北京开来的车驶到干部学校,要载我立即去见外交部长乔冠华。车子在石家胡同乔冠华的私邸前放下我,这大宅以前属于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乔冠华亲自在门前迎接,把我引入书房,早已有三杯茶放着。乔冠华和他的夫人章含之都显得有点神色紧张。
乔冠华开口说:「小冀,你也知道,外交部的唐闻生和王海容是一个大问题。情况现在更加变得不可能了。我做什么都要她们批准。她们事事干涉,整天开斗争会,现在更斗到我头上,说我是右派。」
我没有答话,但我和乔冠华一样紧张。章含之说她曾经写信给毛主席,投诉这两个女人。她这样做,无疑是因为她父亲在解放前曾长期支持毛泽东,她相信她的信有影响力。但是信件被人阻截了。总之是,她的信全无下文。
「我相信主席对这两个女人的胡作非为一无所知,」乔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主席知道。」乔冠华坚决的口吻让我血脉翻腾。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阴谋,但是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和这两个女人斗争。
「我需要和主席亲自说一次话,告诉他真正的情况,及摆脱这两个女人,」乔继续说。
「但现在她们把持一切,我很难打进去。她们不给我机会。如果主席让你到他的住处做翻译,她们不能阻止,因为是主席的意思。假如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她们也不能阻拦,因为我是外交部长。因此,我已经决定再派你做主席的翻译。」
「我已经没有为主席翻译许多年了,」我说。「他有唐闻生,为什么还要我?」
乔说他已经和毛的私人秘书张玉凤安排好。由于此事无关痛痒,张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我认为没有用,因为我相信这两个女人一眼便望穿乔的计谋。但乔解释说唐闻生和王海容正与江青吵架,环绕着毛泽东周围的权力斗争正随着毛的健康的恶化而愈演愈烈。「唯一可以赶走这两个女人的方法,是得到江青的支持,以影响主席,」他说。
我简直不相信,乔冠华要行这个险着。我说:「这非常危险。江青犯众人怒,这是最差最差的方法。」
乔狡猾地微微对我一笑,「你知吗,小冀,这是以毒攻毒。」他告诉我他已经不能容忍这个情况:他身为外交部长,负上重大责任,但却经常听命和受制于这两个女人。我重覆表示这太危险了。但乔、章两人非常坚持。乔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你不明白其中的复杂性。」是的,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我没有选择。外交部长命令我给毛翻译,我不能拒绝。自从我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和斯诺翻译后,时间已过去六年了。我对许多事不知道。乔冠华把我收藏在他家里几天,在这几天里,他把进行中的政治斗争,从政治局以下,逐层向我解释。
最后有一天,司机把我和乔冠华载到毛泽东的住处,替他和纽西兰总理莫尔顿(Muldoon)作翻译。这是莫尔顿的第一次官式访华。我看见了毛泽东的衰弱情况,这把我吓呆了。他说话的能力已下降到喃喃自语的地步。翻译的时候,他嗫嚅一些话语,然后等张玉凤用清楚的说话给他复述。如果张玉凤说得对,他便点头,我便根据张的复述用英语翻译出来。如果张玉凤说得不对,他便摇头,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协助张玉凤了解他的意思。
毛泽东是八十二岁了,自己不能站起来。当客人要离去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搀扶他的臂弯,把他架起来。当他握手时,张玉凤和护卫员支撑他的手,软弱无力地给对方握一下。奇怪的是,毛泽东虽然这么衰弱,他的头脑却运作得很好。他虽然说话不清楚,但却并非说昏话。
于是我再一次为毛作翻译,而这对我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我卷入了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政治阴谋。翻译完成后,我松了一口气,立即返回干校,继续我的养猪种菜「事业」。
我最后一次给毛翻译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访的时候,日期是1976年5月27日。毛已经不能把头抬起来。他身体浮肿,咀部不能合紧,眼睛鼓起,头靠在沙发上。当他后来看见这次接见的官方图片时,他说他不再接见外宾了。
几个月之后,江青倒了台,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开始整肃乔冠华,连带我也被批判。我被迫参加一连串的斗争大会,目的是要把我赶离外交部。乔冠华被外交部那两个女人指控和江青搞在一起。几年后,乔患癌病逝世,他的以毒攻毒的计策未能成功。乔死后许多年,他的遗孀章含之承认:「乔冠华和我太天真了。」
龙年确是名不虚传,7月26日,距离北京东南12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大地震。二十五万人死亡,也差不多有同样的人数受伤。这是中国四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地震时我刚好在北京,全城都震动起来,但损毁却属轻微。当时人们都担心有大的余震到来,我立即安排家人飞往较远的西安。向同在那里有亲人,她和孩子可以留在那里直至情况稳定为止。至于我,则留守大本营,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一样,睡在首都的街道上,以策安全。
中国的传说,在帝皇驾崩之前,总有凶兆,这些凶兆或许是自然大灾害。9月9日,即唐山发生大地震45天之后,毛泽东逝世。和周恩来死的时候人们自发哀悼不同,毛的丧礼非常形式化和人工化。9月18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堆拥着各个机关的干部,他们被命令与学生、工人、农民、兵士等一道出席丧礼。
每人都戴起黑袖章,站在行人路指定的地点。我和我的外交部同僚站在一起。时序是初秋,天气仍然相当懊热。仪式进行了许多小时。有些群众在哭,但我们大部分人感觉到的是口渴和疲倦。当仪式最后结束我正在走回家的时候,听到向同在后面叫我的声音。我回头一望,见到她手里拿着两支冰棒满面笑容走过来。对于我来说,她和冰棒都是我欢迎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