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子女现状 揭秘: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子女现状

揭秘: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子女现状

曾一度被判为死刑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担任参谋。在作战中,一次苏联空军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中出现问题,导致苏军地面部队遭到苏联空军轰炸,事故原因是一条命令没有得到有效传达,该命令曾通过刘亚楼传达,刘亚楼一度被判死刑,后经调查得以幸免。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

1946年春,鉴于四平保卫战失利,东北局势严峻,新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和罗荣桓力主已从苏联回来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一职。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了不出门迎人的常规,亲自“屈驾”出迎,握著刘亚楼的手,那平时难得一笑的脸上竟有了笑意,还讲了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空三师接连参加了三次敌我双方达300余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且与美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进行了作战。这三天,空三师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

从此,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江之间所谓的“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了对“三角地区”的封锁。

然而,1965年,为了揭批罗瑞卿,叶群与吴法宪联手炮制了刘亚楼“4条遗言”,妄图给罗瑞卿戴上夺取军权的大帽子。在刘亚楼去世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叶、吴二人逼迫刘亚楼遗孀翟云英做伪证。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4条遗言”就这样无中生有了。

将军坎坷的四段婚姻及其子女

刘亚楼将军早年因封建世俗观念,在家中有一童养媳,刘亚楼参加红军后童养媳改嫁。后来历史无此姓名可考,记载,据他出生地相亲所述,其第一任妻子比他大三岁,因丈夫聚少离多,保守的岳父最终让女儿改嫁。

后来在抗大期间,与女学生员凌漪结婚,并生有长子刘煜南。刘亚楼在苏联期间,员凌漪听信传言,误以为刘亚楼在战争中身亡,遂改嫁。

日前,开国上将刘亚楼长子刘煜南回到金寨“省亲”,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县红色文化研究开发中心负责人陪同,并对其进行采访。刘煜南从小和王明二妹陈觉民及二妹夫汪惠生生活了一段时间,从刘煜南口中得知,刘煜南从小在陈觉民面前生活时。

陈觉民视同己出,并改名取名为汪尊新,无论为党工作,还是走亲串友。陈觉民都把刘煜南带在身边,抱在怀里。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省吃俭用送刘煜南上学,直到在六安一中上到高中二年级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刘煜南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最后动情的说,要不是陈觉民去世,他不会离开金寨的。

在接受采访中,刘煜南还告诉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的同志他当年因个性鲜明,在别的同学领取红军家属补助金时,他因汪惠生被地主兼自由择业者的身份,无法享受。刘煜南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学校找领导,结果领导考虑陈觉民关系,给他了部分补助金。

刘煜南这次回来,先后到其生活过的古碑南畈,祭拜了陈觉民。到曾经读初中的金家寨(梅山水库淹没区)、麻埠镇小地名叫斑竹园地方寻找当年读书足迹,追忆当年风华年少干下的许多趣事。同时也看望和拜访了当年的方姓同学,共叙当年同学情、玩伴义。

在当年姐姐汪向荣儿子赵金平的陪同下,参观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最后直奔姐姐汪向荣家,和姐姐共同回忆当年的生活,追忆和陈觉民及汪惠生夫妇生活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再后来,刘亚楼则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苏兆征之女苏丽娃结婚,育有一子刘煜奋,后因故离婚。苏丽娃后来另组家庭,至今健在。

去年6月4日上午,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高级参赞帕什科夫,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俄罗斯军方、国防部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离休干部苏丽娃同志(95岁),感谢这位老同志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帕什科夫介绍说,俄方向中方有关人士颁发这一奖章,是中俄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俄方总共向中国公民颁发54枚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此前,4月15日,俄方向32名中国老兵颁发奖章。

由于苏丽娃同志生病,不能到场接受奖章,由其爱人寇云灵同志代领。而后专程前往北京医院转交给苏丽娃同志。

苏丽娃的父亲,作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杰出领导人,苏兆征于1929年因病去世。当时,他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都还年幼。随后,党组织将他的夫人和子女送往莫斯科。谭联娜是苏丽娃的女儿,今年64岁,退休前在空军总医院工作。

她告诉记者,苏兆征去世后,他的家人受到了较好的照顾。苏河清在莫斯科学习了电影摄影,抗战胜利后回国,在晋察冀军区电影队任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摄影师,参加拍摄了《解放了的中国》《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1949年西柏坡会议》等有影响的纪录片。

苏丽娃则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到退休。

苏河清于几年前去世,苏丽娃如今也已有90多岁的高龄。

苏丽娃之子刘煜奋说:“去年俄罗斯大使馆在北京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母亲参加,她去了以后很高兴。”

1946年经介绍,刘亚楼结识中苏混血小学女教员翟云英,1947年结为夫妻,生有女儿煜鸿、煜珍,儿子煜滨。

翟云英(1928-至今),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的夫人,是苏联红军"中国团"战士翟凤岐与伊万诺沃市纺织厂女工安娜的女儿。她194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大连市妇联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附属外国语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曾任空军总医院、空军司令部门诊部军医。

翟云英认识刘亚楼是中共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同志介绍的。

翟云英向刘亚楼讲述了自己不幸的家史。不知怎么,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刘亚楼听着翟的泣诉,有点激愤起来,他掏出手绢,轻轻地擦去她脸上的泪珠。

也就是这次,翟对刘有了一点感性的认识-:他不仅是一位军人,还是一位有着温存之心的青年。转眼到了1946年1月,两人相识两个多月了,双方都觉得谈得来,相互的了解也不断加深。翟云英觉得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男子汉,于是决定和他相伴终生。

1947年5月1日,由罗荣桓审查、林彪批准、韩光主持,两人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让翟云英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向以精力充沛著称的将军丈夫后来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能起来:他患的是弥漫型肝癌。

痛失爱人的翟云英为了不辜负刘亚楼的种种嘱托,坚强地去完成他的每一个遗愿。她自己在医生岗位上一直干到了离休;子女们在她的教育下,一个个都走上了成才的道路;她按月给刘亚楼的父亲寄钱,从不间断,直至1978年刘亚楼的父亲去世;1980年,她又找回了母亲失散的亲人。当亲人们重逢聚首时,翟云英泪如雨下,不停地在心中默念道:“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要我做的我都做到了,你放心吧!放心吧……

唯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人

刘亚楼性烈如火,有绰号曰“雷公爷”,在空军中可谓“热度”非凡:“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毛泽东说他“战功卓著”,林彪说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他自己说:“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他是我军历史上屈指可数啃过苏联“洋面包”的高级指挥员,是极富现代军事素养的名将。他注重仪表的整洁,皮鞋总是擦得锃亮。他的严厉闻名全军,甚至有人称之为“雷公爷”。他又是一位叱咤风云,称得上“常胜将军”的上将。长征路上,许多硬仗、恶仗几乎都有他的精彩之笔,曾被毛泽东赞赏“将才难得”。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华北协助林彪、聂荣臻运筹帷幄。平津之战,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他的指挥下仅29小时即被攻克。

他就是我军首任空军司令员、人民空军创始人、著名开国上将刘亚楼。

【毛泽东:“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刘亚楼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第二天母亲去世。父亲无力抚养他,后由一位叫刘德香的铁匠抱养,取名刘振东。养父见小振东天资聪颖,宁可委屈自己的孩子不上学,也节衣缩食地把小振东送去读书。小振东于1922年毕业于崇德初等小学,进入湘店高等小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

由于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加上时局动乱,刘振东被迫辍学回乡,崇德小学聘请他当了教师。校长刘克模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这个正直上进的青年十分赏识,刻意培养,邀他参加了家乡反抗恶霸的组织“铁血团”。

不久,刘克模又介绍刘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东为自己改名刘亚楼,他说:“为了革命更上一层楼,为了中国更上一层楼。”

刘亚楼在武北汀南有“神枪王”的美名,能文能武的他开始崭露头角。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同时创办红四军随营学校。刘亚楼光荣地为会议站岗放哨,还被送入红校学习。1930年3月,经过严格的分级考试,他以门门优秀获得连长资格。之后,他在红军队伍中一步一个台阶地晋升,到1932年10月任红二师政治委员,时年23岁。从连长到师首长,他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期间,刘亚楼屡建奇功。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期间,他出色地贯彻“诱敌深入”的计策,率35团一路上故意丢弃一些包袱、马灯,造成溃败假象,将张辉瓒部诱至龙冈九菜岭下,然后率部返身杀“回马枪”围歼张部,为毛泽东书写“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传奇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后,经毛泽东特批,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奖给了刘亚楼。第三次反“围剿”,他率部勇猛冲锋,在石城一战身负重伤,被装殓入棺,幸而张赤男发现他一息尚存,经抢救脱险。

第四次反“围剿”猛攻南丰失利时,刘亚楼向朱德、周恩来建议撤围南丰,之后率11师参加黄陂伏击战,全歼敌52师,活捉国民党师长李明,斩获甚丰。

长征路上,刘亚楼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委,红二师作为中央红军开路先锋,一路斩关夺隘,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率先翻越夹金山,为全军踏开雪路……毛泽东在哈达铺赞扬他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1938年1月28日,刘亚楼升任抗大教育长(1937年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不久后搬到凤凰山下的窑洞居住,与毛泽东为邻。罗瑞卿副校长特别交待,除抗大的工作外,要帮毛泽东整理文件资料。刘亚楼欣然从命。

【预知纳粹德国进攻路线,未被斯大林采纳】

1938年4月初,毛泽东决定派爱将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显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感刘亚楼将才难得,并经过多年战争洗礼和教育工作锻炼,可堪造就。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高等军事学府、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身经百战的刘亚楼却因语言障碍无法听懂这些高深的知识,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次他在医院住院,由于语言不通,向女护士比划要两个枕头睡觉,对方误解为刘亚楼要她一起睡,十分愤怒,等到找来粗通汉语的院长了解此事后,才化解了这场误会。

此事给刘亚楼的触动很大,他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一场学习俄语的战斗。俄语驾轻就熟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参考材料和军事名著,跟踪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

1941年,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入侵的危险,斯大林判断,德军进攻莫斯科必定沿着1812年6月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即经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刘亚楼认真研究了当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路线后,认为德军主攻的方向不会是这条线,因为德军的机械化装甲大军不同于拿破仑的骑兵,不能走土质松软,水网、稻田遍布的路线,而走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路线距离最短,沿途土质坚硬,适合德军装甲集团的突袭。

刘亚楼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在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认可。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也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可惜在战前,刘亚楼的意见没有被苏联最高军事领导人斯大林采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在长达四千余公里的广大战线上,从海陆两方面分4路进入我国东北,闪击日本关东军。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当他正渴望为党效力时,一个军事事故险些使他冤死于苏军法庭。

在司令员麻列茨科夫元帅统领下,刘亚楼随第一远东方面军主力,从格罗迭科沃地区向穆棱、牡丹江方向快速突击,先头分队已攻占了佳木斯外围的一个制高点407高地。由于空军和地面部队联络失误,地方部队进展神速,提前占领日军阵地,却遭到了苏军飞机的一阵误炸,炸伤了占领制高点的部分苏军。

当天的值班参谋是刘亚楼,指挥员以为他误了军令,当即将他逮捕起来,准备枪决。刘亚楼心中非常难过。他思前想后,花了一天时间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苏联近8年的体会、见闻和经验教训写了出来,作为临终前对党的一份贡献,末尾工工整整地写着“忠于党的刘亚楼”。后来,经过苏军调查核实,刘亚楼被无罪释放。

【林彪说:“刘亚楼是天生的军事家”】

1945年8月,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驻大连。不久,罗荣桓来大连养病,刘亚楼闻讯十分高兴,立即去看望红军时期的老领导,并提出回部队工作的愿望。罗荣桓慧眼识英雄,力荐刘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从此,在刘亚楼戎马倥偬的历史上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刘亚楼当参谋长后,办事雷厉风行,不怕得罪人。他说:“得罪人怕什么?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某次,林彪不知何故勃然大怒,用马鞭抽叶群。叶群边哭边躲,声音传至屋外,警卫、参谋都不敢进屋劝解。刘亚楼闻讯赶来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围观,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唯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恐怕也只有刘亚楼了。

刘亚楼就任参谋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为东北野战军精心打造了得力的参谋队伍。东野过去打仗缺地图,参谋人才奇缺。为改变这一状况,刘亚楼亲自开办了三期参谋训练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学习,学习结束后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

林彪对他的工作深为满意,赞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林罗刘”遂成为东北最佳的领导组合:林彪专管作战大事,罗荣桓分管政治工作,而刘亚楼善于落实完成。“三驾马车”拉着东北野战军驰骋关内外,无往而不利。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林彪、罗荣桓部署和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迫使国民党转入防御作战。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加上随后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敌22万多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城之中。

刘亚楼在东北大显身手,令林彪深感满意。他赞扬说:“刘亚楼是天生的军事家!”凡在东野司令部工作过的将士也无不对刘心悦诚服,夸道:“东总的几位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

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

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林、罗、刘于10月1日发出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然而,10月初,林彪担心攻打锦州会遭到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前后夹击,攻打锦州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返打长春。

刘亚楼从战局需要出发,站在罗荣桓一边耐心劝说林彪:“我同意罗政委的看法,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林彪终于同意攻锦,并向毛泽东重发了一封攻打锦州的电报。毛泽东当即回电:“你们决心攻打锦州,甚好甚慰。”

为保持攻打锦州的突然性,刘亚楼独具匠心,设计了大规模的战役佯动。他让东野摆出一副攻打长春的架势,抽调几个独立师,白天编成大部队,从四平附近大张旗鼓地向长春方向开进,让各级电台不断地收发电报,下达作战任务。

这些部队夜间乘火车返回出发地,白天再向长春开进,如此反复,连续数日,造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长春调动的印象。针对国民党军监听我军电台的情况,刘亚楼令参战部队的无线电大搞伪装。为对付敌军空中侦察,刘亚楼让北线部队南下采取火车运输的方式,既保密又高速。

为了让部队把“戏”演得真实可信,辽沈战役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开战前竟未开会布置一下,以至纵队司令员都蒙在鼓里。结果,当东野大军将锦州之敌团团围住时,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还以为东野的主要目标在长春此前,他特地将夫人接来锦州一起欢聚。

1948年9月25日,东野攻打锦州前夕,刘亚楼忽闻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的消息,于是急令封锁锦州机场。次日,八纵回电请示:“锦州敌机场有二,一在锦州东面金屯附近,一在锦州西面小岭附近。金屯附近机场已几年未用,敌机起降均在小岭机场。

不知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阅罢电报,大怒,打电话骂道:“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骂毕,刘亚楼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急调九纵和炮纵火速赶到机场,狂轰正在空运的敌运输机,敌机被迫中断空中对锦州的支援。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九纵控制机场:“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

10月10日,国民党军陆海空联合向无险可守的东野塔山阵地发起凶猛的攻势,塔山九易其手,终被我夺回。当四纵吴克华司令员报告塔山守军损失过半时,刘亚楼在作战室里吼道:“101说了,不要你们的伤亡数字,只要塔山。

”攻打锦州时,刘亚楼对苏静说:“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你一定要协助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部队死守塔山,哪怕血流成河,也不能叫敌人前进一步。你告诉他们,塔山丢了,提着脑袋来见。” 四纵被激励得热血沸腾,拒绝了刘亚楼派一纵支援的提议,整整六昼夜,抗住了不下10万发炮弹和难以计数的子弹,硬是把这个低小的山丘打成了一座名山。

四纵死死地钉在塔山,使侯镜如东进兵团无法驰援锦州。14日起,在“林罗刘”的现场指挥下,仅31小时锦州便落入东野手中。

【天津战役,陈长捷大叹上了刘亚楼的当】

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接着协助林罗率百万东北部队秘密入关。

1949年1月,刘亚楼向林彪、聂荣臻主动请缨,要单独指挥天津战役,得到了林、聂的大力支持,担任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天津攻坚战役。

对于平津战役的津、塘方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先攻塘沽,后打天津。后经刘亚楼调查,塘沽东面靠海,其他三面为水渠盐池,不能对敌形成包围,也不便大部队展开。而且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的危险,因此他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

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的陈长捷率13万人防守天津。陈为防御作了苦心经营,他在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380多座巨大碉堡,在一些高大坚固建筑物上修建强火力据点。为扫清防御射界,造就天津城外l0公里宽的真空地带,还在这一带布了4万颗地雷。

为了阻滞解放军攻城,他不惜动用10多万民工环城开挖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每天派人穿河砸冰。有这些防御工事为后盾,陈长捷十分自信,妄图“创造战史的奇迹”。他夸下海口:“天津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总司令当年依靠一个师守涿州城,不知要优越多少倍。涿州守3个月创下奇迹,我们守半年绝没问题。”

为“以打促和”,尽快促成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3天内攻下天津。天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小时。刘亚楼表态时却出人意料,他不需要那么多时间:“辽沈战役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堡垒"打个稀巴烂!”

刘亚楼之所以敢于立下30小时内解决天津的军令状,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当时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攻津兵力共22个师34万人,配备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再加上以乔星北为首的出色的中共谍报人员,从不同渠道设法弄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工事部署详图,刘亚楼对天津的布防了如指掌,可以从容如庖丁解牛般消解敌军的堡垒。

依据林、罗首长的意图,经过周密的侦察和思考,刘亚楼提出了“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思路。1月4日,他召开攻津部队各部队高级将领开会,定下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1月13日,兵临天津城下。此前,刘亚楼敦促陈长捷仿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陈长捷派出天津市参议会的4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刘亚楼一看即知敌军企图借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他决定将计就计,在做了一番布置之后,故意在城北接见敌人谈判代表,以造成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假象。

陈长捷无意放下武器,谈判无果而终。刘亚楼为加深敌人的错觉,又说道:“我看咱们再加加温,从城北放它几炮,让陈长捷坚信我们从城北进攻。”刘亚楼声东击西的计策果然迷惑了对手。陈长捷把主力151师从城中心调往城北,加强了城北的兵力。

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下达总攻命令。总攻发起后仅十几分钟,突击部队就打开了突破口,迅速在东西南三面9个地段突破城防,仅29小时,即全歼天津13万守敌。陈长捷被俘时如梦初醒,大叹上了刘亚楼的当。

打下天津城的时间,与刘亚楼的预计仅相差1个小时,足见他在大规模战役中的运筹水平之高、计算之精确。天津战役创造了“天津方式”,并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

【美国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之间有了一支空军”】

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亚楼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正当他准备南下大显身手时,毛泽东找他谈话,决定让他出任空军司令,负责人民空军。对刘亚楼的调任,林彪十分不舍得,他甚至对刘亚楼说:“盼你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还给毛泽东发去电报:“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但刘亚楼深知建立人民空军意义重大,欣然赴任,从此开始了白手起家、艰难创建空军的工作。他向军委提出了以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为基础组成空军机关的方案,得到了军委批准。8月,刘亚楼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

苏联同意帮助建立6所航校,卖给中国400多架飞机,并派出部分专家帮助中国建设空军,但是要照价付给苏联经费。10月25日,刘亚楼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回国后,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他精心规划,雷厉风行,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奇迹般地开学。

1950年4月1日,鉴于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不久,又成立了空军第3、第4师。航空兵部队建立后,在协同陆军解放海岛和保卫领空作战中显示了威力,宣告了国民党军空军在大陆上空横行霸道的历史结束。

刘亚楼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初次亮相,严重挫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涌现了王海、刘玉堤、韩德彩等一大批战斗英雄。人民空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美军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之间有了一支空军。”

为搞好空军,刘亚楼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他常对人说:“我没学过一天飞行,没开过一天飞机,让我当空军司令,我只好当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

1961年,刘亚楼坐镇指挥,击落蒋军美制U-2高空侦察机;1963年、1964年,他亲自总结战术运筹决策,采取机动设伏,连续击落两架U-2飞机。闻此捷报,毛泽东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1964年7月7日,刘亚楼指挥空军再次击落国民党U-2型飞机后,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地方省级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毫不客气地夺过话筒,批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刘的会议作风就是要讲求效率: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果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刘亚楼必定对他作出严厉批评。

【“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刘亚楼在空军厉行节俭,学习“一厘钱”的精神,一颗螺丝钉、一滴油地实行节约。在他的带头下,空军机关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油印过的纸都要翻过来重新用。信封也必须反复使用,先用钢笔写,再用毛笔写,最后翻过来糊好再用。”

在生活上,刘亚楼十分讲究仪表整洁。无论事情有多繁忙,皮鞋总是擦得锃亮。这是他在苏联伏龙芝军校上学时养成的习惯,据说该校规定不会擦皮鞋者不准毕业。此外,他的衣角、袖口、领口不容有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熨烫得不见丝毫皱褶。

出访古巴时他曾有句名言:“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刘亚楼的衣服其实十分简朴,他的衬衣领口和衬裤总是补了又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慨:“真不会想到,一个上将、空军的司令员,却穿这样的衣服。”

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按规定,有关部门要给他换一辆“大红旗”轿车,刘亚楼谢绝了这一好意。不久,办公室主任因“吉姆”轿车大修,领回了那辆“大红旗”,不料刘亚楼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我已经反复向你们讲过,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换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在他的严厉批评下,“大红旗”又被送了回去。

刘亚楼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允许对亲人搞特殊。他身为空军司令,老家的所有亲属仍继续在家务农。大儿子刘煜滨从哈军工毕业,他说:“老子在空军,儿子不能再到空军,学什么专业就搞什么工作。”坚决不给任何特殊照顾。女儿刘煜鸿在空军气象局,也仅作为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工作。

1965年,正值壮年的刘亚楼因过度劳累患上不治之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嘱咐部下:“一定要搞出条令来,放到我的墓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