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霸道 吕日周在北大自述为官之道 自称是贫民化干部
2002年的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吕日周,昨天带着他的新作《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在北京大学和来自各个高校的专家教授以及新闻媒体人士,就为官之道,进行一番座谈讨论,再次成为媒体争相关注的目标。
昨天的讨论名为“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 座谈会”,正是围绕着吕日周在长治市处理地方政务的举措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展开的, 学者们曾一度因对吕日周许多具体做法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究竟是作秀还是不得已而为等持有不同看法,而高声争辩,气氛异常热烈。
与各位理论家从理论高度上予以论证,相反吕日周的发言显得格外没有“高度”,在他嘴里讲出的是一件件他执政长治期间的事例。之后吕日周说,“我就是一个贫民化的干部,我在任就是每天要解决事情。但是我也在这一过程中更加看清了,我们最终实现正常的社会管理、政务管理,一定要依靠相应的、合理的制度。”
吕日周的《长》一书是一部传记体自述。吕日周告诉记者,之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他想把一些事情说清楚。而到今天他仍然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一方百姓做的还是太少太少,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没有做。
详见2月27日《北京晨报》
有理有据 焦裕禄式的好公仆
2月20日,原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就要赴太原就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职。这是一幅怎样的场景:除了泪水和带着伤感的微笑,和长治告别时的吕日周没有其他表情;除了“谢谢”,这一刻吕日周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在赴太原上任的这个早晨,当吕日周想再好好看看这片土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数万名为他送行的长治群众之中……(见2月22日《北京青年报》)
看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让我立马想起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了治理风沙,老焦风里来雨里去,心里装着的是老百姓的疾苦,惟独没有自己,他深爱这片贫瘠的土地,结果却被病魔无情地摧垮了,当他被强行送往医院时,无数群众自发地来到车站为他送行,默默为他祈祷,他的事迹为此打动了几代人。
从三年自然灾害跨入到21世纪的今天,长治市再现了当年的一幕,人们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激动人心的感觉。吕日周虽没有同大自然做斗争的经历,也没有遭受过病痛的折磨,但他所做的一点一滴,同样令人心动,以他的官位坐着小车下乡应不成问题,但他却常常骑着车子;在许多政府机关限制老百姓出入时,吕日周反其道而行之,让群众自由进出市委大院;在批评意见的空间越来越小时,吕日周掀起舆论风暴,率先在媒体上公开点名批评市领导;就连农民丢失一匹骡子的小事,他也爱“多管闲事”,帮助讨回。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说起吕日周泪别长治这件事,我突然产生一个设想,有关电影电视宣传部门应该将这样的动人场面摄制下来,制作成宣传教育片,组织各级领导认真观看,让大家亲眼看看长治的“焦裕禄”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榜样的力量。
李忠卿
重点点击 大丈夫当如是也
我相信有吕日周这样的人这样的事。
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根深蒂固、官场腐败积重难返,人在官场而有志变革者虽回天乏术,但心系苍生舍生取义者代不乏人。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出个把海瑞、包拯乃至“拗相公”王安石呢?
毫无疑问,吕日周推动长治的改革开放,靠的是市委书记即地方最高长官的强大权力。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他自己何尝不明白这一点?
批评他对不讲市容卫生者实行穿“黄马甲”之类惩罚,搞早上上党课、晚上干部唱歌之类活动,是老一套政治行为的遗风、有侵犯公民与干部权益之嫌,这是对的。但指责他“党政不分”一竿子插到底则纯属书呆子言论。本来就是党领导一切,书记本来就是地方的一把手嘛。在现行体制下,何必强求他搞“不以党代政”的把戏?
他55岁出山任地方长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长治13个县市区的地盘上一展身手,试验自己多年的政治蓝图,有什么不可?从个人立场讲,好比姜子牙下山,时不我待,人生难得有这么一搏。难道不比抱残守缺,一心只想熬到“安全着陆”后安享晚年那些高干特权的庸官强?更比“59岁”前捞一把的贪官污吏强。
从全国人民的利益讲,有几个不甘平庸的政治人物“闹腾”一番,哪怕是死水微澜也总比一潭死水好。没有经验有教训嘛。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老实讲,年过50的我很羡慕吕日周:大丈夫当如是也!
对于政治家的政治行为,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问个人动机,只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吕日周现象或者政治“变法”是应运而生,人心所向。
吕日周的改革举措,应该说也是大多数党政干部的愿望。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关键是制度的规范与利益导向。吕日周拿统计局、教育局“开刀”,挤水分、逼兑现教师工资,统计局长、教育局长开始是有压力的,也许还有抵触情绪,但最终都站在了他的一边,因有相信他是真办事,也有利于他们解决问题,开展工作。
一个老农民的话说:“我们养鸡是为了下蛋,养牛是为了耕地,养干部是为了致富。可是我们没富,养干部没用”。这就是老百姓的民主观、权利观,朴素而现代。这也是吕日周推动政治改革的民心基础、力量源泉。是否“三个代表”,自封是不算数的,要由人民来评判。
鄢烈山
一家之言 “吕氏改革”何以短命
看到吕日周“变法”,想起了两个人,近一些的,是咱中国人,叫袁庚,中国第一个搞舆论监督的人,改革开放之初,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袁庚的倡导下,开公开批评政府之先风,叫袁庚想不到的是,《蛇口通讯》的第一篇批评稿是“袁庚该退休了”,呼吁法治,反对人治,包括清官似的人治。
远一点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美国社会空前富裕的“镀金时代”,罗斯福有支持新闻监督的美名,不料一个叫斯蒂芬斯的记者却让罗斯福大大地难堪了一回。
有一次两个人私下探讨,政府到底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时,罗斯福承认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自己有时也得与两院做些交易。斯蒂芬斯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贿赂。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更叫总统怒不可遏的是,斯蒂芬斯第二天就公开发表文章,指责政府的贿赂行为。
罗斯福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斯蒂芬斯之类的记者是“扒粪者”,不管现实中有多少光明,他们眼中只有黑亮,哪怕给他根金棍,他们还是用金棍来扒粪。
我想说的是这两件事的结果,其实结果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袁庚式的监督很快夭折了,而“扒粪者”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历时十余年,通过了各种立法,使舆论监督变成了全社会的第四监督力量。
吕日周式监督的结果也跳不出袁庚的旧路,刚传闻要走,马上就有人编出民谣:吕日周要调走了,舆论监督要瘫痪了,官僚主义抬头了,懒散作风又来了,所有计划成空了,长治的希望泡汤了,中新社《新闻周刊》称:长治,后“吕日周时代”来临。
民主、监督肯定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不同人玩出不同的结果,看来这里的区别还真是挺大。
国卫
旁征博引 “官场另类”的意义
去年上半年以来,媒体对吕日周的关注几乎没有断过。这是因为他和一般的官员太不一样。
他把市房管局副局长开会时打瞌睡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他把几千名市直机关的干部赶到农村去挨冻;他把市委常委会的内容向全市公开;他逼着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到广场与群众对话;他在报纸上点名批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他把警告黄旗挂在了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办公室;他把市委市政府的大门拆掉,让这个地方对百姓不再设防;他引来了叫好声,也引来了攻击他的大字报。
有人说:“长冶这么多年,新来一个市委书记,一般是自己去适应大家,吕日周则相反,他老想让大家来适应自己。”吕日周在长治三年,归结起来就是在做一件事:试图改变官场的一些规则,改变官员的一些习惯。
客观说,吕日周是官场的“另类”。这一点,引来了颇多的争议,也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有人这样说:诚然,吕日周的所作所为大多暗合了人们对官员的某种期望,关注他,显示了媒体和社会的某种价值取向。但想一想,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吕日周这样的官员有多少?难道经过媒体报道后。就会有官员主动向他学习,多出几个这样的官员?吕日周现象就目前来看是不可复制、缺乏推广的土壤的,不具有普遍意义。他是官场的“另类”、是“个别”,媒体对他的关注,只是迎合社会的某种期望罢了,对现实没什么改变。
按照这种说法,难道对吕日周的关注现实意义真的很有限?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吕日周异于官场常规的做法目前确实难以推广,他试图改变既有规则的努力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正是通过他这一连串的经历,官场运行规则最真实的一面才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像灾难才能检验出一个民族的性格,绝境才能展现出一个人的价值一样,很多东西在异于寻常的条件下、在强烈的刺激下才能充分显露出来。
吕日周的“另类”举动就像一根针,他把官场中的疼痛和问题都刺了出来。他的经历,他的处境,他和旧规则的冲突和交锋,他改革能进行到哪一步,他最后的归宿是什么,都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了官场的现实。
吕日周就像一块试金石,他的命运可以让我们对改革的环境和官场的现实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关注吕日周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关注来关注我们的改革环境,关注改革可能达到的程度,关注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在哪里。
实际上,吕日周从原平改革到长治试验的19年经历就充分反映了改革环境和官场规则的一些变化。
在长治的几年,尽管有流言蜚语,有大字报匿名信,有同级官员的不理解,但在吕日周看来,这与原平改革时遇到的阻力相比,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1983年开始的原平改革给吕日周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新星》中的改革者形象——“李向南”,吕日周即是原型之一。而全国各地20多个省市6万余人拥向原平参观,更是一时成为一个壮观的景象。
但是随后他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引来了对他前后6次长达500多天的调查。有一次在查了100多天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便给他盖了顶“官瘾很大”的帽子——“上面查你100多天,你每天还坚持工作,也不病倒,这不是官瘾大吗?”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起步时,山西的保守思想还比较严重,而对吕日周改革持保留态度的也包括省里的一些领导。
相比之下,在长治的几年,吕日周没遭受什么大规模的调查,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的也极少。“毕竟经过十几年,改革已形成了氛围。”吕日周说。
事实上,目前的政策空间也大了很多,用吕日周的话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了的。”
一位山西省人大前主要领导也对记者表示:“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搞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