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滨社会流动 蔡洪滨:扭转社会流动性下降趋势是当前根本问题

比经济转型更重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也正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财新网】 (特约作者 蔡洪滨(专栏)) 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之后,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维持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8~2009)》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第二,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增长源泉来自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尤其是调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持续增长的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按名义汇率计算,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可以说,中国已经走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效率驱动的发展阶段。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必须转型的原因。

然而,根据世界范围内可得的跨国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发现,除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 000美元。然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多数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国民健康,与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密切相关,受到普遍关注。我们的初步计量研究表明: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第二,在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三,教育水平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第四,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关系。

我们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外资比例、工业比例和通货膨胀等等,能够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强调某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误导相关的政策讨论。

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具体而言,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其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厉以宁(专栏)教授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从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转变的重要环节,就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2008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由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资源的社会,能够实现短期繁荣,但是不能实现长期繁荣,这主要是因为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各种进入壁垒,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

根据Hertz等学者2007提供的跨国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流动性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社会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拉美国家,例如秘鲁、智利和巴西,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分别为0.66、0.6和0.59。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是0.3左右。

从理论上看,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的社会流动性下降,主要由于从“贫困陷阱”摆脱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起来,同时,在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

这导致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性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一个国家在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难免关注不够,难以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中国如何保持合理的社会流动性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10年来,有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10年,Khor和Pencavel 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2000年之后,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当前中国刻不容缓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极为复杂和艰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在体制上,一方面,需要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让社会各阶层有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防止和根除各种形式的限制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我们对机会公平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起点低的人群,公平不仅意味着不受歧视,还要求在制度上有所保护。

第二,在政策上,一方面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健康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我国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在投入的结构上,必须着重解决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教育和健康资源分配的平等,可能比总量更重要。

以日本为例,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施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标准,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教育经费不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我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何止20倍。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是提高社会流动性最重要的渠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有逐渐恶化的趋势。

第三,要提高各类机构组织维护社会流动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最终要落足于各类机构和组织为所有人——尤其是起点较低的阶层人群——提供公平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公立学校和其他公共组织,都是用纳税人的钱运转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捐钱支持公益事业,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

第四,要逐步形成增强社会流动性的社会共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和贯彻。现在,很多社会公益救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和扶持,而不是限制和控制。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这一重大课题,但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增加社会流动性。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