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山王朔 王朔小说底牌:语言试验

王朔自称是一个“码字儿的”。北京城里,“码字儿的”多了去,赶一暖和天,傍晚,后海转一圈,一溜溜蹲墙根眯缝眼剔牙捡太阳花子的主,都是“码字儿的”。作为“码字儿的”,王朔不能和王小山、王晓峰比,只能和王小波比。

前者写专栏写博客,属于闲杂人等;后者搞文学,属于正经行当。王朔新书《我的千岁寒》,有小说,有哲学,有电影剧本,五花肉,千层饼,交给书商换银锭,在北方叫“乱炖”,在南方叫“佛跳墙”,能够拿出来说道说道的,只有小说《我的千岁寒》,其余的只是配菜,看热闹则可,评论毫无意义。

大俗套一个 《我的千岁寒》,得名于小说的第一部分第14节中的一句“春风吹开万年历,秋雨降下千秋寒”,大俗句,春联一个。作为春联,这个对句实际上不合乎喜庆的标准。同样,作为小说,《我的千岁寒》谈不上是一部多么好的小说,讲的是禅宗六祖惠能得法的故事,大俗套一个,王朔并没有在这个大俗套的基础上,添加其他戏剧性情节或者出人意料的元素。

故事讲得基本圆满,不过不失。喜欢看王朔叔叔讲故事的人,大可以把这个小说放过去,不如直接到网络上搜索关于王朔的报道。

这部小说的优点,就是阅读的快感。小说的第一部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优点,相比而言,小说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仅仅是“正常”写作,无甚精彩的地方,类似跑龙套,目的是把一个大俗套的故事讲圆满。

所谓“阅读”,其重心在于“读”。中国的当代作家中间,能够写得出没有病句的作家凤毛麟角,能够写得出有阅读快感的作家,注意语速、节奏、声音的起承转和的作家,目前来说只有王朔一人。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与其说讲了一个大俗套的故事,不如说“唱”了一部嘹亮的小说。

“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在小说的第五句中就袒露出来。“韶,——太阳刚出沿湖行走,来人口含刀,有帽檐有钩儿有斜刃,反映比唱还像歌,今天的意思就是会聊天”。这句话是小说的文眼所在:拆解了“韶”字的形体,拉伸它的意义。

前一个动作如奇兵行险道,惊心动魄;后一个动作如老妇骂街,抖落裹脚包着的布陈谷子烂纸麻,虽是私货,无甚新奇。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立意所在,将《六祖坛经》的故事进行拆解,宛若庖丁解牛,运刀自如;将其意义进行拉伸,运用自己最擅长的“聊天”技能,讲解自己的人生感悟,虽然说得比唱得好听,却没有新意。

这就是一个好小说家的雄心所在:在小说的开头,全部摊开小说的秘密,剩下的就是叙述技巧的展现。只有坏的、没有自信心的小说家,才会在作品中不停制造悬念和新奇,希望能够三五分钟就抓一下读者,既表露了自己的不自信,又降低了读者的档次,把读小说变成挠痒痒。

在第一节,王朔已经把《我的千岁寒》中的全部包袱抖开。小说的第一节脱胎于《六祖坛经》的第一句,“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王朔将这一句每个单词拆开,以300字的篇幅,云山雾罩,交待了小说里的所有元素——时间(唐)、背景(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主题(六祖觉悟的故事)、人物造型(弓、麻绳、柴刀)、语言套路(北京话、四六杂陈)、杂耍(不着调的现代理工科名词如“能量圈”、现代词汇如“市长”)、写作目的(哲学版的“心灵鸡汤”)……

小说底牌:语言试验

“刺不穿甲就刺史,喘得跟朵儿云似的,降着香就过去了——云回头儿,云拱手儿,云游先了。云后坠着游槌儿,过会儿游过朵儿,手扶提梁,手背、后脑勺儿都给抡圆了。”在第一节的最后,王朔把这部小说的底牌全部掀开:语言试验!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为主,注重意义的连绵和完善,形音分离,口语和书面语,冰火九重天。结果,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书同文,另一方面,各地方言参差,地域性格强烈。反映到文学上,造成中国的文学,书面语和口语分离,以表意为主,只要大道理说得通,无暇也没有能力进行细节的雕琢、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风格化和地域化,既导致了人物的苍白,也导致了语言的呆板。

中国现有的“白话文”,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因而,在绝无仅有的几次文学试验中,以北京话为底子的《儿女英雄传》、老舍,在接受领域,要远胜于吴方言的《海上花列传》。

在大众视野里,王朔既是“京痞文化”的代表,也是京腔在文学上的集大成者。然而,王朔的京腔,是一种经过透析的京腔,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过滤和大院文化的杂糅,实际上和老北京的胡同话有很多差别。

较之一百多年前的《儿女英雄传》,王朔的京腔,并没有表现出文学上的进步,却在一穷二白的上世纪80年代掀起波澜。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学的真正文本试验的东西太少——上世纪80年代的所谓“先锋派”,不过是一群“拾牙慧派”,喧嚣十年,丝毫没有文学价值。

《我的千岁寒》的语言试验,其特色并不体现在对话上。小说第二、第三部分众多的对话,较之王朔之前的水准,反而语言苍白,没有个性。《我的千岁寒》的语言试验,体现在王朔充分解读了汉字的行、音、意,在字-词-物之间联想、跳跃、粘结、转折,万马奔腾,草蛇灰线,壁垒森严。

前举一例,“刺不穿甲就刺史”,是字的联想;“云回头儿,云拱手儿,云游先了”,是音的跳跃;“云后坠着游槌儿,过会儿游过朵儿”,既是前一句的“游”字的粘连,也是“UI”音的跳跃。

小说第14节到17节,也是全书最为出彩的章节之一,则将这种字词的试验进一步放肆开去,字词之间的跳跃几乎达到无痕迹的地步。这一段落和第28节、29节,天马行空,酣畅淋漓,如梦中跑马,如三伏天吃火锅。这已经脱离了京腔的范畴,而是纯粹的汉字试验,测试汉字在音-意方面可以承受多大的扭结、汉字的句法与逻辑可以承受多大的拉扯。文中的出人意表之处比比皆是,既有京腔的小里小气的小幽默,也有天外飞仙的大手笔。

百家讲坛版哲学

这些段落,也是最体现王朔的“哲学观”的段落,沧海桑田、譬如朝露,“水稻扬花就养虾了,水稻葱茏就改绕山溪了,水稻黄了就发山洪了,我都得变道了。”这种“哲学观”(是否能够称之为“哲学观”或用王朔言说的“觉悟”,其实难说)贯彻全书,也是王朔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然而,在小说力图全面展现这一意识的时候,王朔还是写出了一些败笔,比如小说第8节,李世民、杨广、惠能等的“唐朝同学会”——“唐会”一节,便是俗笔。首先,这种写法刘震云早就在“故乡系列”中用得登峰造极。其次,这一章节,全无必要,除了展现一下“京油子”的风采,逗贫、讽刺之外,与小说整体并无补益。

小说的另一败笔,在于全部人物面目不清,所有人物都是衣服架子,没有语言、没有血肉。当然,王朔可以辩解,这不是一部故事书,而是一部“哲学书”。作为“哲学书”,故事俗套、人物俗套到如此地步,对于久享盛名的王朔来说,也是需要勇气的。

好在王朔睥睨天下,不缺勇气。同样,作为“哲学”,小说本身也是大俗套,甚至王朔发明的一些词汇,比如“能量圈”,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禅宗虽然讲究明心见性,不落文字,毕竟还是有着一套纯熟的指意符码的,王朔在里面不仅没有发明出新意,反而绕进去转不出来,俗称“鬼打墙”。

20年前,王朔说“我是一个俗人”,20年后,王朔直奔“高层次”而去。这本书中,还有所谓北京话版《金刚经》以及《唯物论史纲》,都可以归入“百家讲坛版哲学”之列。国人对于宗教,一向是禅宗皮相净土骨肉,上坛讲禅下坛扶乩,风光时讲儒讲法,破落时谈禅说玄。

依此看之,王朔也没有逃出这个规律。美人迟暮英雄落魄,是应该叹息的,然而,美人迟暮犹可见风韵,英雄落魄更可见风骨。最可怜见,却是美人如徐静蕾变成知识分子,英雄如王朔开始说禅。

“我的千岁寒”,修禅千年,难道能修成韩寒?假如一不小心真修成了韩寒,岂不是失了自家的范儿、砸了自家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