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试读:文人遭遇皇帝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批量化地集中屠杀文人的皇帝。
好厉害,好厉害。秦始皇这样大规模、大范围地收拾文人,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么好过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历史记载有些语焉不详,那时的那些统治者对付文人,是不是全面整肃过,是不是大开杀戒过,已不得而知。但估计,未必会比秦始皇好到哪里去,谁在台上,照样,都是拿文人不当一回事的。
说到底,有史以来的文人,在帝王眼里,不过是一贴膏药。用得着,拿来贴上,用不着,揭下扔掉。跳汨罗江的屈原,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有点呆气,司马迁说他:“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然而,他爱楚国,楚国可一点也不爱他,而且很烦他。傻傻的诗人看不出这一点,一门心思要做一贴烂膏药,硬往上糊。谁知郑袖、张仪、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算是文人的人联手起来,不给他糊的机会。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同行是冤家,如果这位同行胜他一筹,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郁闷,他看人家不顺眼,人家看他更不顺眼。于是,“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绝望到了极点,最终,只有赴水一途。
不过,应该看到,楚怀王,虽昏而并不甚暴,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虽苛而并不甚虐,算是屈原摊上的一份好福气。遭遇这类混账帝王,顶多不吃香,顶多不走运,顶多顶多将他放逐,也则罢了。不杀头,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连什么分子的帽子也不给戴一顶,太值得谢天谢地了。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话,估计,不会给他这份抱块石头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么样的死,由朕来决定。
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里,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汨罗江?没门,在骊山挖个坑将他活埋,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位暴君,喜欢坑人。秦赵长平之战,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坑顺了手,他要来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说什么废话,不费什么口舌,挖个坑,推进去,覆上土,掩埋了,简单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尸装棺,连坟墓也现成的,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处决文人,是这位始皇帝嬴政开始的。从此,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进行批量化屠杀知识分子,有了这个先例,中国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过了。因此,按规矩,可以想像当时在首都咸阳,应该有“焚书坑儒”办公室这样负责搞运动的专设机构,而且,这个简称为“焚坑办”的主任,我认为非丞相李斯莫属。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刽子手,早就怀有对同行的刻骨仇恨,就冲他,我不大相信司马迁所说的仅仅坑了四百六十余人的数字。
因为中国人的宁左勿右,好扩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广,估计始皇帝所坑的儒生,当大于此数,或倍于此数。
秦始皇这一坑,为嗣后的统治者带了一个坏头。从此,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为榜样,为楷模,视文人为死敌,与文人相寇仇,跟文人过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国文人的安全系数,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过来,中国皇帝收拾文人的积极性,却由秦始皇开始,一代胜似一代,后来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嚣尘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镇天下的时候,中国文人更是坠入苦难的深渊,过着命悬一丝,朝不保夕,闭门家坐,祸从天降的日子。中国这部沉重的文字狱史,越到后来,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整肃,也就越是残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
如果说,明代那位流氓无产者朱元璋,所杀害的文人,为秦始皇坑人数的460后加个0,为4600人的话,那么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杀害的文人,则为秦始皇坑人数460后加两个0,为46000人,恐怕还是属于相当保守的估计。
有一个统计,大清王朝以异族统治者君临天下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屠杀,可称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据记载,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级衙门)一共搞了160余起文字狱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谓的“钦案”,可怕得很。
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地,家喻户晓地,对文人开刀问斩,大面积地血洗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龙江,或更远的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三百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到底杀、关、流放了多少文人,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
可以设想一下,这些“盛世”时期的全国知识分子,不是七八年来一次运动,而是七八个月就来一次运动,这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岁月,想来当不比俄国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好到哪里去!
而这160多起的文字狱案件,泰半发生在康雍乾“盛世”,从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间,这祖孙三代皇帝,几乎是病态的,偏执狂的,不遗余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打击镇压之残忍,其株连牵扯之广泛,其挖地三尺之彻底,其刑罚处置之严酷,是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所谓的“盛世说”,所谓的“英主说”,对于这些倒在文字狱血泊里的文人冤魂而言,绝对是百分之百的“马屁说”,“扯淡说”。
朱姓皇帝出身于草根阶层,他们大兴文字狱,是由于农民天生的对于文化的恐惧,对于识文断字之人的惧怕,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权力后,肆无忌惮地进行报复。那么,来自关外异族的康雍乾等满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极少数人统治着极大多数人,必然会有的危机感,不安全感;二、原系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后的草莽游牧民族,难免要产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
两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势心态,他们对于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汉族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是一种巩固统治的政府行为。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门来,与之生离死别,因为不晓得晚间还回不回得来?那个痞子皇帝,很不是东西,谁要碰到他的当过和尚,做过盗贼,以及泥腿子还未洗干净的敏感神经,马上就会推下去斩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狱,感性成分要大些,偶发成分要大些,找碴儿寻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
但满清皇帝对汉族知识分子,由于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松的三不政策,实施戒惧之,猜疑之,排斥之,异己之的基本方针,一拨一拨兴起的,时不时地用来收紧文人骨头的文字狱案件,则完全是有步骤,有安排,定期实施的理性作为。
所以,清代文字狱,比之明代文字狱,更可怕。在中国历史上,凡心里发虚,老觉得屁股坐在火药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统治者,都患有这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们从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一则关于弘历的记载,就可以看到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于最高权力,毫不客气,毫无道理,以至语无伦次地呵斥当时领衔文坛的重磅人物。其实,这种威风不过掩饰其精神、心理上的虚弱而已。
(弘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夫协办大学士,位亦尊矣,而曰‘倡优蓄之’,则其视群臣为草芥,摧残士气为何如者。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云:‘陛下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厉声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明何人怨言。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岂能指出何人乎?尹会一于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谪戍远边。”
纪昀(1724—1805年),即纪晓岚,河北献县人,一位于学无所不涉猎,无所不淹通的《四库全书》总编辑。尹会一(1691—1748年),直隶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学,文章道德悉为楷模的大家名吏。说来好笑,领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这一顿吹胡子瞪眼睛,差点吓得尿了裤子,连忙磕头掌嘴,认罪求饶不已。
纪晓岚以为自己是众望所归的扛鼎文人,尹会一以为自己是国家栋梁的当朝一品,觉得弘历应该会对他们多么优容,多么礼让,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无讳。在乾隆眼里,这种给个梯子就上脸的狂妄,撇开满汉之隔,异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悬殊不论,凭借文章华彩,学识鼎望,儒林名声,士子仰慕的优势,敢对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简直就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许乾隆并不拥有他们满肚子的学问,但拥有的绝对权力,却能置这两位顶尖文人于死地。在帝王眼里,两条腿的狗也许难找,两条腿的作家诗人,却有的是。幸好乾隆没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则,这两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军发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这部《满清外史》中,还有一段关于乾隆与给他当差的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记载,那就更有趣了。尽管,乾隆本人已经相当程度地汉化,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其造诣,其水平,也非寻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潜意识中,那边外未开化的民族来历,始终是他的内心阴霾。
所以,一、对汉族文人,始终持有戒心和敌意,哪怕输诚纳款,五体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时不时进行修理,不能让他们活得太痛快,太炸刺,太翘尾巴;二、凭借权力优势,你行,爷比你更行,乾隆一辈子所写的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所以要打破这个记录,其中既有赌气个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耻辱之意。
乾隆一辈子写了近五万首诗,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写,到八十多岁驾崩捯气时还在写诗,这位老汉日平均要作诗两至三首,这当然不可能,必须有枪手代劳,可能还不止一位,于是,蛰居苏州,名闻江南的沈德潜,便交了好运。
“长洲诗人沈归愚,为叶横山入室弟子,微时即名满大江南北。弘历闻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试。不数年,遂跻八座,礼遇之隆,一时无两。尝告归,弘历以所著诗十二本,令其为之改订,颇多删削。迨归愚疾殁,弘历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
沈德潜(1673—1769年),江苏长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岁高龄,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师。须臾之间,登上翰林讲席,擢为内阁学士,他当然明白,弄他到京师来,就是来为主子捉刀。这些高官厚禄的好处,等于付钱买断他的署名权。按理,这君子协定,是不可毁约的。可最后老先生编自己的全集时,竟然撕毁合同,收归己有,统统物归原主地“咸录焉”。
这样赖账,当然不像话,太不讲信义,太不够朋友了。你卖他买,一手付款,一手交货,那些代作的诗,版权已经属于皇帝大人的了。
我发现,无论古今,文人上了年纪,就添毛病。为什么老文人总是做出些令人诟病的行止来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脑浆子变稠了,第二,脸皮子加厚了。脑浆一稠,呈固化状态,这个人活着也像木乃伊了;脸皮一厚,则感觉失灵,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还不知耻。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横竖这是没签字的一纸合同,即使乾隆发现他违约,也对他无可奈何。
错了,这位背时的,昏聩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里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绝非善类。尤其晚年,脸部瘦削,两腮内陷,眼角下垂,鼻准峻刻,透出一股阴鸷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无视起码的买卖公平,以为老脸皮厚,假装糊涂,陛下就会放过你吗?于是,抓住他为扬州东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楼集》的序,下令严办。有人报告,陛下,他已经死了!
睚眦必报的乾隆说,死了也得结账。
先前,此老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笔杆子,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够,小文人生怕捧不上,于是,抬轿的,喝道的,筛锣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头的他,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胡乱作了个序。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皇帝,有时很小人的。文人遭遇这类小人皇帝,那就更没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这个老东西,哪怕逃到阴曹地府,朕也能让你不得安宁。
徐述夔的这本诗集之“反动”,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诗中反清复明的变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赎,而以“壶儿”影射“胡儿”来诽谤,尤其触犯这位异族主子的心理隐痛。这就如同阿Q因瘌痢头而忌讳说亮说光一样,千万不能提到脑袋上的那块秃疤。地方官检举上来,遂定为大逆不道罪。于是,由序牵连到沈归愚,到底弄了个燔尸扬骨的下场。
清代的文字狱,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这根过度敏感的神经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潜,其实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这两个文人的案例,祖孙二帝,同出一辙。因为戴名世为南明小朝廷张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开杀戒,与乾隆纯出于个人情绪的报复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终跟清廷不那么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网打尽的。
因为1644年满清入关,一路遇到最强烈的反抗,莫过于江南一带。随后一个时期内,反清复明的起义活动,又以东南一带最为剧烈。而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体,也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分子。中国文人其实挺软骨头的,但到了国破家亡之际,也有仁人志士,铁骨铮铮,敢跳出来反抗,敢以生命,以热血,显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这对江山虽然打下,但坐得不那么安稳的康熙而言,自然视为心腹之患。因为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还不甘心成为顺民的文化人,还能起到相当的凝聚作用。从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考量,第一要务是整肃之,整肃不成,则打击之,打击不成,则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来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这样,知识分子就得为他们与统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
康熙蓄谋已久,筹划有日,终于找到开刀问斩的下手处。戴名世的书,方苞的序,和书中引用已经故去的方孝标的南明史料,对不起,一石三鸟,要拿这三位皆为桐城的文人开刀了。
方苞(1668—1749年),当时被认为是“当与韩、欧争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语)的文章家,学问家,号称“学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乡、挚友,某种意义上的前辈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发,出语惊人,隽逸磊落,闻名于世的文豪,“少负奇气,不可一世,文章学行,争与古人相后先,尤以史才自负”(大师徐宗亮语)。
其为文,“下笔超逸,雅有隽才”(大文人周亮贞语),在桐城派中自成风格。近代学者柳亚子认为:“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
康熙为什么要对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简单,清代大家,多出桐城,这里不仅人文荟萃,名士汇聚,形成清代文学活动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有桐城派这一说,自然为意识形态恐惧症眼中的重灾区,为统治者重点打击的首选地区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乡试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会试第一,两人都因才识卓越,文章声望,为翰林院编修。康熙搞文字狱,手法比较独出,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杀猴给鸡看。这位经常要到承德打围的好猎手,自然懂得枪打出头鸟所产生的阻吓效应。恰巧,方苞为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篇赞扬备至的序文,这两位桐城顶尖才子的组合,像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正好让康熙逮了个正着。
戴名世在文人中间,被视为另类,而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另类或者异端的存在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简直不为社会所接受。他的倒霉,他的被选为镇压的对象,也因为他“负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语)。
据他与何屺瞻的信中,谈到他的处境,“世多以仆为骂人,仆岂真好骂人哉?而世遂争骂仆以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师,“余居乡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余者号于市曰:‘逐戴生者视余。’群儿从之纷如也,久之衡文者,贡余于京师。乡人之在京师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萧端木序》)。
这位以司马迁自诩,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
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雨腥风,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外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