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谈史学论题选择 严耕望:谈史学论题选择
研究历史,首要的是选择题目.就小范围说,是一篇专门论文题;放大些说,是研究范围,也可说就是:面.无论是一篇论文题或一个研究的广面,对于研究的成绩及其所发生的影响都有极大关系.关于此一问题,我想分下面几点谈论.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历史上的某些问题比较具体,某些问题比较抽象,当然这很难作绝划分,但无可否认,可作大体的划分,例如就大范围说,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比较抽象,政治经济民族社会问题就比较具体.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学术又比思想具体些,政制又比政事具体些.前辈学人中,如 陈寅恪先生喜欢讲比较具体些的问题,少论抽象问题.这在俞大维先生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已明白讲到.
综观陈先生的全部论著明显的有此倾向.再如陈援庵先生,更是如此.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不但具体,简直就是一项机械工作,其功不细!我个人也喜欢研究具体问题.我的主要工作涉及两大范围,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历史人文地理,都是具体性,少涉抽象性。
我认为研究工作,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做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 得住脚,不容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容易成为定论;但抽象问题,虽然同样用可靠史料,同样下深刻功夫,但所获成绩就不一定能站住,也就不容易成为大家都接受的定论.
因为具体问题的证据也比较具体,较容易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少,但抽象问题的证据往往也比较抽象,较难作客观的把握,需要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多.
主观判断的成份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较容易走上主观意向,作错误的判断.在读者而言,在其它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参入主观成份,有不同的认识,作不同的判断.因此人各有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难得到大家都能承认的公论.
然而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倾向.这或许是因为对于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甚至于仅得少数数据,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连,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丰富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
但实际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不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未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
然则大家都搁置抽象问题不予研究吗?我实并无这意.不过就一般人言,以正时弊.若是对于抽象问题实有浓厚兴趣,自信天份极高,能见人所不能见,自亦可从事抽象问题的研究.不过要特别警觉,谨慎从事.天份高,功夫深,能谨慎,所得成果,纵然不能得到公认,但若能真正「 一家之言 」,也就是一项成就.
(二)问题的实用性
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不过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并对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欲有较大影响力,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论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对于别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这两方面往往不能谦顾,但也可以谦顾,关键是在问题的选择.
当然,实用性对于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为时代不同而有异,这是关乎时代学风的转变.在前一个时期,某类问题很热门,研究的创得对于他人可产生很大影响力;时代一过,若再研究此类问题,纵然成就很高,也可能无人去看,自然就谈不上有影响力.
所以就实用观点说,也很难有绝对标准.不过就目前一般观点,言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有重要贡献,较易为大家所注意, 看重,便可有较大影响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学访问,参加一次野餐会,大家谈起中国学问,杨联升兄说假若列举一百个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日本人要占五十个或以上,意谓中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成就不如日本人.我和李定一、周法高两兄听到,都有些反感.
不过,我后来仔细分析,觉得联升兄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深度而言,日本学人自然比不上中国学人,但在成绩表现方面,中国学人就显得比日本学人要落后.例如史学家,像 陈寅恪、陈援庵与宾四师的造诣,在日本学人中显然找不到;但次一级成就的学人,成绩表现很显著,为人所重视的,在中国实在比日本人为少.
我想这不关乎学问的深浅与程度的高低,而关乎研究方向.中国人做学问喜欢兴之所至,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不管对别人是否有用,只就个人僻好去做,有时所涉问题与历史大势毫不相干,而一字一用的去钻牛角尖, 用功极大,效果极小,自得其乐,而别人从大处看历史,就根本用不上.
这类论文在中国人著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没,不为人所重视,在国际上更得不到一席位.
反观日本学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就中国历史上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细密功夫.最显著的成绩,如经济史、佛教史、边疆史等.中国人在这些方面: 经济史在较早期只有一位 全汉升兄可与他们相抗衡,现在也慢慢有些人跟得上; 佛教史尽管有一位 汤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学人所能比拟,但毕竟太少.
我们要想对于中国佛教史有个概括性观念,还得要看日本著述,至于边疆史更瞠乎其后,说来岂不惭愧?日本学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不少错误,并用很有名的学者,引用材料,断句有误,也有根本不懂那条材料的意义而加以引用者,闹出笑话.
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学者引用李白〈紧寻阳上雀相涣诗〉: 「邯郸四十万,一日陷长平」,作为唐代邯郸人口殷盛的证据,不知此句是用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大胜,坑赵卒四十二万的典故.
我相信一位中国学者,尤其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学者,断不会开出这样大的笑话.
而在日本学人中就经常见到,并不出奇.然而这不能深责异国学人.因为语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读中国古书,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赶不上,中国人读自己的书,假若易地而处,我们更当惭愧万分。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虽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错,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很有价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参考利用,进而在国际上居很高地位.原因是他们研究的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专治琐细不相干问题的比较少.国际学术界所以重视日本学人的成绩,固然因为日本是亚洲先进强国,西方人学日文远在学中文之前,他们多是通过日本人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学问,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
但日本人的实用性也有绝大关系,不能一味说是西方人有偏见.
就如我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地理,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种种问题,参考近代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成绩,可能不比中国学人的成绩为少.如果日文好,可用的地方可能更多.这总不能说我也有偏见再以我个人的成绩而论,我已出的两部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册百万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时代的精心结构.
然而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学术界,「制度史」所得的反应都比《唐仆尚丞郎表》为热烈,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唐仆尚丞郎表》除极少数的专家备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 影响自然也很少!
其实就我自己评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实远在「制度史」之上. 「制度史」显然有许多具体的、明显的创作,但功力并非极深,只是能看出重要问题而勤务澈底的搜集史料, 并条理化而已!我常告诉青年朋友说,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 年之内都可写得出来;但「仆尚丞郎表」的内容往往因为材料冲突与记载失误,而须转弯抹角,辨析入微,这些就非学力较?的人所能办到,亦非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
自清代中叶以来,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两十家,论规模、论精密,自信这部书都远过前人,然而却影响不!大这不能怪人家不欣赏,而是对于人家没有大用,只有在人家讲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时,偶一取用而已.这是我自己所亲身感受的例证.讲学问?然不应有功利主义,也不到理会对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前一个时期, 前辈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方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一步.这大抵是主张专精的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它,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价值.但有些人则认为要选择大问题做研究,才有意义,纵稍有疏漏,也焦关重要,小问题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精审,也无大意义!
这大抵是主张通识的一派.照我的看法,这两派意见,都很正确.但若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
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 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建臆说,没有踏实根据, 有的攀附理论(不论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浮薄的一途,,毛病更大!
我想,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份;或者也说着手研究的个小问题,但心目中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研究大问题之用,这也有积极意义.
但这种意义因去大问题愈远愈消失.至于应做主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偶尔做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以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小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 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 尚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部精神去大做特做.
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未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彩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而为常,终致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础,复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和精神.
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博大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供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日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工作,所以只得小规模的做工夫,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恰当.
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时常劝告老年学人,不必写烦重的研究性论文,只做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待后来的研究者参考,纵不能代为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之效,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识我治学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专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作深入一层体察,便当了解我并不走偏小的路.我少年读书时代起,就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条理化、系统化.这也许和我的才性有关.我的记忆力极差,几乎毫无记书的本领,但理解力也过得去.为应付考试,任何课程的教科书,我只极仔细的看一遍,而以条理系统化的题识或笔录,以后只看题识笔录,很少看全书,所以花的工夫不太过,也能得相当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