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谈庐山会议:许多同志支持彭德怀意见

核心提示: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

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本文摘自《黄克诚自述》 作者:黄克诚

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影响深远。

彭德怀于6月底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而我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他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评。但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记得是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我住处看我。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

我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我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我和他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我“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我也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

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我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数字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我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我说: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我那时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我记得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呵!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

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

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

对“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3、4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当时党内外的确是意见很多,甚至很激烈。主席在讲话中就曾提到:江西党校的反应是一个集中表现。7月26日批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党的错误。李是搞计划工作的司局级干部,熟悉情况,信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和数字材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信是在6月上旬直接寄给主席的。主席对这封信写了长达两三千字的批示。批示中肯定了他敢于直言,对计划工作的缺点,批评得很中肯;但又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几乎否定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