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与李少春 袁世海讲三代领导人与京剧的故事
50年的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年的京剧也经历了同样的运行轨迹。当袁世海这位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老人,与我们漫谈“三代领导人与京剧”这个话题时,其意义恐怕就已经远远超出其个人经历,甚或是中国京剧的一段历程的范畴了。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袁世海接触最早、最多的是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也是周恩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袁世海33岁。他自8岁登台、10岁入“富连成”学艺,成为广受赞誉的“科里红”;成名后再拜于“架子花脸”名家郝寿臣的门下。三十年代末起他与余叔岩先生的关门弟子李少春演“生、净对儿戏”,到新中国诞生时,已成为唱红大江南北的“黄金搭档”。
1.周恩来亲自到后台与演员握手寒暄,蒋介石是坐在沙发上“召见”
袁世海第一次与周总理见面相识,是在1949年7月,他和李少春被邀请到怀仁堂演出《野猪林》。“当时怀仁堂的后台设施还比较简陋,我们勾脸、卸妆都在衣箱上。演出结束后有人传话说:‘周副主席来看大家了!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只见周副主席身穿一套灰布中山装来到后台,挨着个儿和大家握手,嘴上还不停地问候:‘辛苦啦!辛苦啦!’我和少春站在最里边,轮到和我们俩握手时,只听他说:‘我们解放区也有这出戏,叫《逼上梁山》,今天看了你们的戏,你们演得很好,很好。’”
这是袁老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给他的深刻印象是“人很有精神”,“非常之热情”,这使他不由得回想起解放前在南京见到蒋介石时的情景:“1946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会议,我们当时先在上海演出,接到命令调往南京演出一周。
演完戏这位蒋总统召见我们,他坐在沙发上,我们这些演员排着队走到沙发前和他握手见面。当时梅先生第一个和他握手,他从沙发上欠欠身,然后是程先生、马先生、周信芳这些前辈,我年轻自然排在后边,轮到我和他握手时,连欠身都没有了,但那时就觉得不错了。
怀仁堂见到周副主席,是他来到后台,走到每个人面前来握手,无形中就成了一种对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袁老说解放时他对共产党缺乏认识,只听过“一把菜刀闹革命”,周恩来的谦虚、平易近人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
2.周恩来问:“你是不是项城人?”弄清袁世海与袁世凯毫不相干,与陈毅哈哈大笑,再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中国戏曲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周恩来、陈毅老总走到大家中间打招呼、通报姓名。周恩来像想起什么似地问袁世海:“你是哪里人?是不是项城人?”答:“我是芦沟桥人。
”总理说:“噢,我还以为你是河南人呢!”—袁世海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许多人脑海里,都把他的名字同那个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袁世凯正是河南项城人。其实袁世海本名袁瑞林,进“富连成”排世字辈,改名袁世海。总理明白了:“呵,原来不是一回事呀!”总理和陈老总哈哈大笑。
3.周恩来对霸王脸谱提出疑问;亲自将《安天会》改为《闹天宫》,喻意“闹联合国”。
“周恩来懂戏”,这是袁老的切身体会。“那是1954年,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回来后,提出文艺先行,派文艺团体去东南亚访问演出,京剧《霸王别姬》、《除三害》、《闹天宫》列入出访戏单,审查节目那天总理来了。霸王一出场,黑眉黑脸,总理问身边人:“这是什么戏?”答:“《霸王别姬》。
”问:“这是谁?”答:“这是霸王”。问:“世海同志在吗?”身边人赶紧去找,这时袁世海正在后台勾《除三害》周处的脸谱呢,听说总理找心里有些紧张。
来到总理面前,总理问:“你演过《霸王别姬》,你勾过这样的黑脸吗?”袁世海心想:我七八岁跑戏园子听蹭戏的时候就知道霸王的脸模样了,后来在科、出科,和“小梅兰芳”李世芳唱这出,再后来和梅先生本人也唱过这出,记不清当了多少回霸王了。
可这“揉”黑脸的主意是一位领导同志出的,我没法说呀。周总理见状说:“他不说话,说明他不是这样勾的,那你们为什么要改呀?”答:“我们怕外国朋友看不懂。”总理哈哈大笑:“那前些天印度舞蹈团来中国演出,咱们懂吗?”总理又说:“我看过杨猴子(即善演猴戏的杨小楼)的《霸王别姬》,他的脸谱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京剧的脸谱,一要性格化,二要有美感。”听了总理的话,袁世海内心敬佩不已。
对另两出戏,周恩来也认真审查,精益求精,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当时对《除三害》中王俊这个角色的身份有两种处理意见:旧说王俊是太守,与周处的父亲—前任太守是故交,所以扮成老百姓劝导周处弃恶从善;新说则以王俊本来就是老百姓,与周父是故交,他从维护百姓利益的角度点醒周处,使他明白自己已成“三害”之一,从而幡然悔悟。
周恩来一听就说改得好,有利于教育失足青少年改恶从善,剧本就这么定了。《闹天宫》原名叫《安天会》,也是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改的,当时的喻意是“闹联合国”,成为新中国外交斗争的一部分。后来这几出戏先后在印度、缅甸、印尼、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巡回演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国际影响。
袁老说,毛泽东喜欢京剧,联欢会上经常约一些京剧演员演唱,有时他一边听还一边打节拍,跟着哼唱。袁世海和李少春的演出,毛泽东早就观看过,据当时在政务院负责文化工作的钟灵同志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对两位艺术家的演出给予过高度评价:“鲁智深有个性,花和尚演活了。
”不过当时袁世海本人并不知情。回忆起这段往事,袁老说,“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段镜头,毛泽东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赶上看戏”也凑上去看得有滋有味,现实生活中还真有这样的事。
记得刚解放不久,有天晚上在长安大戏院演出《野猪林》,当时我们只顾了演戏,第二天遇见马燕翔同志,他说:‘你们昨天演得真好啊,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可把我们给紧张坏了。’我正纳闷,他又放低声音说:‘昨晚毛主席也在看戏,主席只带了一个随行人员,还不许往外说。’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难怪马燕翔说他紧张一点都不知道。”
4.毛泽东说:“啊,什么,你是袁世凯?”笑与袁世海握手。
袁世海第一次近距离和毛泽东接触是在上海,中央召开的一个工作会期间,还是周恩来引见的。袁老回忆说:“那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有个联欢会,会场上摆了一圈方桌,上海演员、北京演员三俩人一桌,我和少春同桌。周恩来在会场上找这个、问那个,和大家一一寒暄后坐到我们这桌,毛泽东就坐在我们对面三层台阶上的主宾席,有时下来跳跳舞。
周总理说:‘上次看了你们的《野猪林》,很精炼。等一会儿,有机会我带你们去见毛主席。
’待一支舞曲完毕,周恩来走过去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只见毛泽东站起身好像‘噢’了一声,走下三层台阶向我们俩走来,我和少春赶紧迎上前去,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这是李少春,这是袁世海。
’毛泽东听了有些打愣:‘啊?什么?你是袁世凯?’周恩来很能理解毛泽东这句问话,连忙解释:‘他是袁世海,大海的海。’主席笑了,和我们握手,很慈祥、和善。
我和少春都很激动。”袁老说40多年前的见面情景至今还能在他面前重现,“记忆太深了。”他从上海返回北京是在半夜。回到家中把女儿从睡梦中喊起来,“快起来和我握手,这是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全家人都很兴奋,他把和毛泽东见面的前前后后讲给全家人听,“她们全都洗耳恭听,高兴得不得了。”
5.照相时,毛泽东把演鲁智深的袁世海拽到前排自己的身边
在袁老家客厅里,有个大镜框镶着一幅他视若珍宝的黑白照片:当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和京剧界众多著名演员同台合影,而袁世海就站在毛泽东身边。那是1957年5月,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这是当时的一件大事。5月2日晚,毛泽东和刘少奇、朱老总、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人到政协礼堂观看《野猪林》。袁老说:“这五位领导人一起观看京剧演出,在我的记忆中是罕见的。”
演出结束,着深色西装的伏罗希洛夫在前,穿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后,走上舞台和演员握手、合影留念。毛主席用他的湖南话说:“演得好!演得好!”“当时我站在第二排,毛泽东回过头来好像在找人,随后一把拽住我的戏装(就是鲁智深的僧衣),说:‘哎,你,前边!前边!’就在我被主席拽到前排的瞬间,摄影记者按动了快门……”
直至今日,每当说起那一时刻的感受,袁老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总是说:“那是无上的光荣,无比的幸福!”至于那幅照片在“文革”中与他同遭厄运,却是后话。
6.毛泽东夸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鸠山演得好,并对剧中细节提出修改意见
60年代,中央京剧院排练样板戏《红灯记》,不多久,毛泽东就来观看了演出。袁老回忆说:“我们在高兴、紧张中演戏,因为当时‘左’的思想意识比较浓,我们演反角的,心中‘闹鬼’,演日本鬼子、军阀,万一演好演不好的,最后,大家还是从艺术追求的角度统一了认识。
毛泽东看完了演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当时周总理、江青等人也在座。过了一段时间,上面又传达下来,说毛泽东还要看《红灯记》,这一下大家都紧张了起来:是不是演出中有什么问题?是表扬,还是批评?心里没底。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接见全体演员,轮到与我握手时,我有点紧张,没想到毛泽东却夸奖我:‘你这个鸠山演得很成功,跟谁学的?’我急忙回答:‘一个是导演的教导,一个是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日本人土肥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戏中的一个细节应修改,就是李玉和要出门,铁梅说,‘爹,外面天冷,您带上围脖’毛主席说:‘围脖太普通化了,虽然是现代戏,但京剧还是要雅一点,围脖应改为围巾’。
这一来,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
“文革”中袁世海未能逃脱受冲击的厄运,是周总理“解放”了他
袁世海是1966年8月被“专政”的,“先专政后抄家”。
7.批斗、抄家、向马桶“低头认罪”,袁世海饱受皮肉与灵魂被“触及”之苦
批斗大会上,说他唱“黑戏”,他不服气:“我唱的不是黑戏,毛泽东上台和我握过手,有照片为证”,一句话未说完,一个大嘴巴扇到他脸上:“你用这张照片蒙人、蒙政治地位、投政治的机!”袁老还想辩解,一同挨斗的人拉住他的衣角,示意他别说了。
后来,那张照片被烧得只剩了毛泽东的头像,同时散失的还有张大千的画、徐悲鸿的画扇、老舍用8出戏名为他写的对子……
“为了让我低头认罪,造反派弄来一个马桶,让我向马桶低头,鼻子沾上屎才算。再后来,我就进了‘黑帮屋’,18个人里面有李少春、李和曾、剧作家范钧宏等。每天在长桌长凳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也不许理谁。
不过这次学习也让我受益,我明白了中国、外国都有好艺术,生搬硬套是最没有出息的艺术家。有一次少春趁人不注意扔过来一个纸团,写着:‘三哥,咱们犯的什么罪?’我写了四个字又扔给他:‘体验生活’。”
8.周总理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
直至今天,袁老还清晰地记得他从“黑帮屋”里“解放”的情景:
“那是1967年8月1日凌晨两点来钟,白天学习、劳动,夜里睡得正香的时候,院子里一声长喊:‘袁世海—出来!’当时我们18个黑帮9个人一屋,那8个人也全醒了,问我:‘您还有什么问题没交待吧!
’我说:‘您放心,没有啦。’我低着头进了军代表的房间,只听一句:‘你坐下!’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一年来听到的都是‘低头!
再低!边儿上站着!’军代表的第二句话更让我打鼓:‘向你祝贺!’祝贺?—是不是又要斗我?狐疑间听到了第三句话:‘你被解放了。’当时我的脑子转不过来,就像戏台上听到了‘崩登仓’的锣鼓点,浑身直激灵。
军代表说‘天亮以后你洗洗澡,换换衣服,准备晚上的演出。是周总理解放了你。江青也说了,你对样板戏有功。’听了这话,我心里可受不了了,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就觉得委屈:有功?有功凭什么还斗我,让我受这样的罪……”
被“解放”之后,他才听说了自己被解放的过程:
“1967年7月31日,周总理审查‘庆八一’的节目《红灯记》,看到舞台上的鸠山,周总理说:‘这个鸠山有袁世海的形,没有袁世海的神,袁世海哪儿去了?’旁边人答:‘专政了。
’问:‘他有什么问题?’答:‘还没下结论呢!’总理说:‘袁世海的情况我知道,幼年进科班,后来在社会上演戏,如果没什么问题,明天让他演吧。’”
就这样,袁世海从睡梦中被“解放”了,当日参加了《红灯记》的演出。此后作为反派人物的待遇是:不挂名、不谢幕,“我心想,不谢幕还可以早回家呢!”
袁世海“解放”一年以后,李少春才被放出来,“我从小家里穷受过苦,可少春是他父亲李桂春用无数金钱和心血培养出来的,受这样的挫折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后来在一次排演中他突然倒地,摔掉两颗门牙,然后一病不起,去世时才50多岁”,每说至此,这位30年代即以念白喷字吐音赢得“斩钉截铁”之誉的“三哥”,总要发出声声长叹:“可惜呀!可惜……”
如今,他从新华社复制的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与5位领导人的合影照片、他的夫人迟福媛于抄家时藏到被套里得以保存的一帧和周总理等人的合影照(见一版),都摆放在他木樨地的新居中,“周总理对我有‘解放’之恩,他有句话我始终不敢忘:活到老,学到老。”
在与邓小平同志不多的接触中,袁世海和中国京剧院的演员们感到了他对京剧的关爱,邓小平对京剧的“解放”功不可没
1977年国庆期间,也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日子里,袁世海所在的中国京剧院排演了一部表现义和团妇女反帝抗清的历史剧《红灯照》。
9.邓小平同志观看毛泽东点题的新编历史剧《红灯照》,充分肯定并提出建议
当时的中央领导、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这出由杨秋玲、刘长瑜、张春华、李嘉林、俞大陆等中年演员担纲的新戏。袁老回忆说,面对面地见到邓小平同志,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同志向陪同看戏的袁世海打着招呼:“您好您好,咱们坐下看戏。”
这出《红灯照》能在“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就与公众见面,其中有段插曲。其实,最初提议编演这出戏的是毛主席。1964年,在中南海的一次联欢会上,毛泽东向中国京剧院的演员谈起,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支年轻的妇女队伍,她们在月光下举红灯习武,立志赶走洋人推翻西太后,是个很好的戏剧题材。
剧院领导得到这个信息后,曾组织力量赴天津调查、搜集素材,但由于当时江青插手文艺工作,在大力扶植革命样板戏的政治背景下,传统戏从1964年起基本停演,像《红灯照》这种新编历史剧也难以存活,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四人帮”倒台,剧院群众旧事重提,纷纷要求排演毛泽东指示的剧目。后由著名剧作家吕瑞明、闫肃联袂执笔,创作出《红灯照》剧本,由著名导演李紫贵执导,很快公演。
演出结束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了剧组主创人员,对这出新戏的创作演出给予了积极鼓励和肯定。邓小平同志说,“戏演得很好”,同时也提出,剧本还可以再加工,再精炼些,故事性再强些。
10.邓小平一句“可以演”,《杨门女将》等一大批传统剧得到解放,中国京剧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谈话间,邓小平同志向杨秋玲提起60年代初她和京剧院四团的演员随周总理到缅甸访问演出的情景,现场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很多同志感叹:小平同志脑筋清楚,记忆力强。
轻松的气氛中,演员们—实际是整个京剧界压抑、困惑已久的一个问题,由因饰演穆桂英在60年代走红的杨秋玲提出:《杨门女将》这样的历史剧能不能演?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均明确表示:这个戏很好,当然可以演。
这一句“可以演”,就成了中国京剧命运的转折点,如同历史剧、传统戏的解禁令,久违了的佘太君、穆桂英、李闯王、三国人物等又能以各自的精神光彩重现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而人到中年的这一茬京剧演员,也将不致虚度到老年。终于听到渴盼了十余年的答案,演员们激动、兴奋,尽情地鼓掌。
就在这次接见谈话后不久,《红灯照》和《杨门女将》的剧本先后刊载于《人民戏剧》杂志,各地纷纷恢复传统剧目的排演,京剧又承载起展现5000年文明古国历史的重任……
时至今日,中国京剧院的员工们还对20多年前小平等中央领导观看《红灯照》的情景津津乐道。邓小平同志一生与京剧接触不多,“文革”前主要是周总理在关注这项工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精力放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看戏的时间比较少,但他仍然时刻关心着京剧事业的发展。袁老说他有一个深深的遗憾:没能和这位伟人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