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狱中家书》问世(3)
节录: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写给长女维维的信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
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
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
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 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
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
“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家书》由书籍装帧设计家何浩设计。函装手迹版以全彩印呈现书信原貌,文字版则以印刷字体排版,附访谈及注释。整体书籍的设计制作精良而节制,体现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中正态度,也反应出版社在电子书时代对实体书持久存在价值的理解。何浩在设计手记中说:“ 这部书的封面字体和色彩借用了正统毛主义出版物的范式,严肃、坚定、刻板,如同张春桥身上的那套似乎永远不变的灰色中山装,可以瞬间把人带入他的那个时代。”
《家书》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
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样评价:“张春桥是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性的毛主义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家书内容丰富,小至个人健康、大至[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认为:“张春桥是文革时期党内左翼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他的狱中家书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也为理解中国晚期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历史命运提供了思想线索。”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感叹:“张春桥非但在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推行毛的路线,更至死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中国当代史家卜伟华等均有中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