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与科学传播

了中国近代中的舞台。信仰科学主义的人对科学并不一定很了解,但就是相信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 胡适在科玄论战时说过:“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在价值真空的状态下,慌不择路、急急忙忙的中国人选择了科学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来满足内在的心理需要。

3,缺乏对科学本身的细致反思

救亡图存和社会革命的急迫性导致对科学缺乏耐心和深入的哲学反思,听任科学主义在惯性中前行。科玄论战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玄学派的“失败”,在社会心理上早就被预定,但从今日眼光看,其在学理上则未必失败。事实上,那时的学理问题并未充分展开,双方匆匆忙忙地在几乎是大众媒体的刊物上发言,而不是从容不迫地在学术刊物上商讨。

胡适的“问题”与陈独秀的“主义”之争,其实已经是科学主义的内部之争了。胡适的“问题”派又被称为自由主义派,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哲学上信奉英美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他们在政治上当然不是科学主义,相反,还反对“主义”派的强科学主义社会改革方案。但是在哲学上,他们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宗教信仰,则至少是温和的科学主义。陈独秀就曾著文批评胡适(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为科学主义。

陈独秀不满意胡适的科学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科学主义本身,而是提出自己的一套科学主义,即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主义。他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论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

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其实,在陈独秀那里,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并未加以说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提倡的唯物史观是科学,因为是科学,所以是历史的铁的必然规律。很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和胡适都不是自然科学家,都不十分关心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但他们却言之凿凿地强调要对“科学方法”进行普遍地运用。

4,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论相当契合

在传统被彻底抛弃之后,人们却依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权威。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思想观念用于“科学”之后,就成了一元论的科学主义。由“独尊儒术”到“独尊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1949年之后,科学主义具有了新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

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科学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1978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国家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技术又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师治国、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政绩数据化,是当代中国科学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科学主义借助于中国传统之中的实用主义、借助于中国社会重大转型价值真空的特殊历史境遇,成了影响中国文化进展的深层意识形态。它在几十年的历史中,有时显现弱的形式,有时显现强的形式。如果说弱的科学主义尚能与其它文化形式、文化传统和平相处的话,那么,强的科学主义则成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杀手。

强科学主义强化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使人们陷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境地,对目前道德滑坡、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有助长作用。科学主义不承认或至少轻视超越科学之外的哲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不承认或至少轻视人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内在价值,因此是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锐利武器。强的科学主义者甚至视中国一切传统的东西为腐朽的、过时的、无用的、有害的东西。

科学主义驱逐了一切像人生观这样的东西,但自己又给不出一个人生观来。胡适当年评论科玄论战的“科”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