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失败 温铁军:每个人回家看看自己房产证 大部分人都会失望

温铁军表示,如果大家真想讨论土地的问题,就该先回家看看自己的房产证,“看看土地那一栏写的是啥,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失望的。”

2013年12月26-27日,由凤凰网举办的财经峰会在京举行。本届财经峰会继续秉承“思想解放市场”的旨归,以“重塑市场力量”为主题,关注后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代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

在27日上午“土地改革待破局”的圆桌论坛上,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围绕土地改革、小产权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面对大家的激烈争论,温铁军表示,如果大家真想讨论土地的问题,就该先回家看看自己的房产证,“看看土地那一栏写的是啥,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失望的。”

会场沉默了两秒钟。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说,“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没有。有一部分曾经实现将两证合一,把土地和房产合一的。这个在我们开发的项目和有些城市里有实验过,但是这些土地是有期限的租用而不是完整的产权制度。”

温铁军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渊源,以下是其发言实录:

温铁军:如果大家愿意讨论问题,至少回家看看房产证,刚才任总,现在是任教授了,任教授谈到有的有有的没有,先回家看看你的房产证上写没写,土地那一栏,我估计大多数人回去看会失望的,因为他说有的有,有的没有,大部分属于没有的。你的产权是不是清晰,可不可以交易,当产权是权利因素的时候,那它每一个权利都是可以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市场中去运作的。

如果这个大家搞清楚了,我们再来看农村土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许教授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大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这些概念并没有,我说对吗,他说没有。他说只提了四个现代化,我很抱歉补充一下:四个现代化是在1963年第三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的年代,人代会上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四个“现代化”做了公布。所以中国四个现代化一起提这个提法乃是1963年因第三个五年计划不能出台而提出的一个口号。

四个现代化中最早提出的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提出的年代是1956年,1955年已经能够成批量的生产大型工业,但却不能和农村交换。于是就要求是工业各个部门,要求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使农业的产品下乡,也就是拖拉机要下乡,当时要求的是什么呢,以乡为单位开展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才能承载拖拉机,1956年的农业现代化就是以乡,九万多个乡,每个乡的平均规模大约在2万到3万亩土地可以用拖拉机了。

这是当年土地制度在农村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几种原因,与当今是否全球化是否关系也不大。因为当时要进行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产品不能下乡,实行不了工农交换,工业形不成积累。

如果把土地制度在农村看,它的所谓私有公有的实际性变化,应该是1956年为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推行的土地集中,那就推出了高低社的所谓公有制的体制。当这个体制有利的帮助国家工业资本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那就是刚才大家都说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从此呢,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城市产业资本,要开始产业扩张了,于是乎它需要另外一套制度安排,就有了80年代以来的以改革开放为名的有利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的这套制度。

这叫做研究中国的问题,谢谢大家。

张卓元:如果03年改革能落实 房价不会涨这么快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表示,相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来说,这次改革决定落实践行是非常重要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也是一个顶层的设计,但是最大问题就是决定出来以后落实的不理想。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头专门提出要开征统一物业税就是房地产税,如果我们2003年提出来开征物业税能够很快落实的话,我们现在的房价,对商品投资和投机性的需求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不会像现在这样乱,市场价格也是飙升特别快。”张卓元认为。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这之后的落实情况并不好,并没有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相反,政府直接配制资源在加强。

张卓元同时表示,根据现在这个情况,对于落实今后三中全会的决定,非常有信心。

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卓元: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只能简单讲讲我个人对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学习的一点体会。我首先想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这次的决定我认为最重要的特点,它这个特点就是跟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相比较,最重要的一点下一届就是要落实这次坚定的各项改革举措。

这次决定在第一部分后面专门讲到,到2020年在重要的领域和关键的环节,改革上要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完成这个决定体制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公共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便捷。

这次决定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这个决定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是一个任务。而且,我们起草文件从一开始,从这个形成第一稿,整个文件起草过程中总共可能20、30个稿子,从第一稿开始我们就统计这个稿子跟你这个稿子有多少改革的举措,而且这个稿子是滚动的统计,第一稿开始统计,每一次修改都要统计,按照我们这个现在文件有多少改革的举措,到最后大体数了一下60条300个改革举措,不单是统计,光统计还不行,而且还要考虑这一些改革举措,每一个改革举措将来主要哪一个部分它的单位还要去落实。

所以,我想这一次为什么说这个决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改变从一开始就想到要落实这些改革的举措。这是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表现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决定最后一条,讲到要提出,中央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职责就是要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记得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说,这个“督促落实”是十六字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它一定是要督促落实的。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中央的决定把改革的决定,专门提出了要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呢?我个人体会,就是我们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有一些改革或者是很多改革都要促进既得利益的群体,要走利益的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央的有力推进,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而且这个小组是在党中央的层面上成立的。那么,这个改革是不太容易推进的。因为习总书记讲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肯定不同。我体会什么叫做啃硬骨头?因为它每一项改革可能都要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的群体。如果没有上面强有力的推进改革很难迈步。这一次改革决定要下一届新落实的第二个表现。

第三个体现就是我们在决定起草过程中,就开始对这个改革决定里头的一些举措,开始落实。最突出就是刚才屠光绍讲的,就是上海自由自贸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这个改革决定还没有正式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行了。而且在这里,开始也是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家也知道,这是我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现代市场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那个投资准入方面,实行那个负面清单制度,这也是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里头,最重要的一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开始试行。

又比如说,从我们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就开始不断的减少审批,这一次文件不是提出来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中央对于具体经济事务的审批,而这个事实上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本身就开始在做,我看到有的媒体,有过统计,这一次决定有60条,300个举措,这60条里面有人统计已经有17条现在正在或者是开始在落实了。

这个落实不光是在经济方面,比如在反腐方面力度在加大,反对四风,现在看来不是一阵风而是要长期反下去。提倡节俭,反对奢靡之风。

顺便还可以说一下,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完了以后,结束以后中央领导都要给我们起草组的成员,请我们吃一次饭,表示感谢。这一次没了,取消了。这也是算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在吃饭也是改为自助餐。

所以这些就是说明我们决定在起草过程中,决定里头提出要改革的东西,在起草过程中就在推进。刚才我说的,特别是反腐力度的加大,反四风,包括群众路线教育提倡节俭等等,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中央的权威,就非常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可以想像的,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落实改革举措,不像过去那样经常会碰到很大的抵触,应该说阻挠的力量在减少。

我个人认为相对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说,这次改革决定落实践行是非常重要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我本身也提出这个决定的起草。这个决定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也是一个顶层的设计,这个最大问题就是决定出来以后落实的不理想,随便简单讲几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决定专门讲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讲到了,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可是在这之后的实际情况不是很好,实际上并没有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能有点相反。政府直接配制资源好像在加强。

一个决定提到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专门点了铁道,加强铁路垄断行业的改革,但是实际上这一拖就拖了快十年。还有一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头专门提出要开征统一物业税就是房地产税。起草组的成员专门讲到,如果我们2003年提出来开征物业税能够很快落实的话,我们现在的房价,对商品投资和投机性的需求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不会像现在这样乱,而且市场价格也是飙升特别快。

十六届三中全会相比,提出了要很好地落实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对于落实今后三中全会的决定,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我个人认为今后改革的重点在经济体制方面,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经济学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稍微熟一点,其他方面不熟悉。我认为在经济改革方面,今后重点首先一个是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化。这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过去我们有一些专家也专门讲到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到今天,政府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它是焦点。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整块里头,把加快政府职能转换是放在经济体制改革里头的。

因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关键问题是政府改革。为什么要提出把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决定性作用来代替我们已经用了21年的基础性的作用,它所要解决问题就是因为这些年来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制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审批太多。

所以,大家说这是政府的燕尾,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也很严重。另外一方面政府它应尽的,比如说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这方面做的不到位。一方面手伸的太长,一方面又做的退缩了,没有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这就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制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所以,今后包括要重塑市场的力量,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制中取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我认为是首位。

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减少审批,不要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地方政府不要直接去配制资源太多。把GDP增速最大化作为全部工作最主要的目标而是应该像决定所说的中央政府它最重要的是搞好宏观调控,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地方政府主要做四条,一个公共服务,一个市场监管,一个社会管理,还有一个保护环境。这次决定把这个保护环境列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职能,这也是与时俱进。过去我们讲政府职能讲四条,一个经济调解,一个市场监管,一个是公共服务,一个是社会管理,这是加了一个保护环境。

政府的改革我认为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也是最难的改革,因为这个改革涉及到一些政府官员的利益,比如说减少审批,审批权少了以后,官员的利益肯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像这样的政府的改革,没有中央下决心有力督促和推进很难,但是这个再难也应该进行推进,否则这一次决定经济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它就很难落实。

第二个,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其中关键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现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是有缺陷的,我记得我们起草组成立的第一次会议,总书记在动员的时候他当时提了六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推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设,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你这市场在资源发挥基础性的配制作用是谈不到的。

为了形成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比如说在投资准入方面,要涉及到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也不是审批,只有批准才能进来而是你提出一个负面清单,在清单之外可以自由进入,不分国有资本还是分公有资本可以平等进入这就是平等的。

还有就是深化价格改革,让价格信号因为资源配制,怎么配制是根据价格信号配制。价格信号要比较能够好的反应市场的供求环境、资源的需求程度,包括环境生态、损害的成本。价格信号要比较反应实际,而不是扭曲的。这样的话,市场在资源配制中才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还有要反对不正当的竞争,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行政垄断,还有,地方政府一些恶性竞争。比如说违规实行低的电价,地价,还有优惠的税收,这个都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形成。这是第二个方面,今后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就是关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完善我们基本经济制度一个着力点。因为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已经实行股份制了,所以跟这个相适应的就是说,你国资委主要不要再去管企业了,应该是管资本。应该根据国家、全民的力量来优化你的国有资本的配制,这次决定里面专门还讲到了,国有资本增加要增加公益的投入。国有资本不是光赚钱的,应该加大政府方面的投入。尽到社会的责任。

像这样的就不能够在保值增值来考察它了,因为是公益,用在公益事业上面。除了自然垄断的环节,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经营以外,应该其他的竞争性业务都应该是放开的。这一次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特别是从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这次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是重大的一个转变,据我所知也许国资委的同志可能都原来没有想到,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到今天,从企业到管资本这个方向转变,包括今后要更多地把国有资本的收益上缴公共财政,专门列了一个30%,到2020年,30%要上缴公共财政,主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关于这个30%的数字,我们大概从第一稿开始就有,我们很多起草组的成员都怀疑这个数字到最后还能留住吗?知道会有相当部分人的反对,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个应该说是反应了各方面合理的诉求,特别是老百姓对于国有企业,它赚的钱,既然现在赚那么多钱,应该更多用来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再一个跟这一项相关的,就是加快非公经济的发展,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论断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突破,一个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两个都是对非公经济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对非公经济论断上跟过去相比也很大进步。

对公有制经济不可侵犯,对非公有制经济更不可侵犯。这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应该得到跟公有制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保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对今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刚才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这次决定今后落实我觉得跟过去相比决心更大。

第二个,今后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今后经济方面的改革提了三个重点,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清华教授:土地是私有化给人民 不是给几个寡头

27日上午,在土地改革待破局的论坛中,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华远地产[0.80%资金研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就此展开了讨论。在谈到土地私有化问题时,秦晖表示,土地私有化是把土地私有化给人民。不是由政府指定把人民的土地指定给几个寡头,肯定不是这种意义的私有化。

他指出,公共利益对财产权的干预在土地问题上是比其它财产是要更多一点的。比如一个沙漠国家,有唯一的一眼泉水,这个泉水所在的这块土地大概就不能有百分之百产权,否则的话就没人跟他竞争了。

“土地的权利更多的向农民倾斜。也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给农民赋予的权利甚至应该比西方国家更高。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真的要考虑从公共利益出发,对农民的土地权利加以限制,恐怕要和政治体制的进步要联系在一起。否则的话就相当可怕,所以我宁可觉得这个应该少一点。”秦晖进一步强调说道。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温教授,您同意说土地完全由市场决定,起决定性作用吗。

温铁军:非常抱歉主持人和各位参会代表,我从来不参与争论。所以这个问题我弃权。

主持人:弄得我难堪了,我没料到温教授愿意把真理全交给秦晖老师。

秦晖:其实铁军兄他虽然说弃权,其实在土地问题上他说得不少了,而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家。我觉得其实不争论也可以直接用肯定的语言,不是去反驳对方,而是叙述自己观点的语言来讲,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我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尤其在当下的中国,赞成土地私有化的。我这里讲的土地私有化是把土地私有化给农民。不是由政府指定把人民的土地指定给几个寡头,肯定不是这种意义的私有化。

我也知道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共利益对财产权的干预在土地问题上是比其它财产要更多一点的。大概有一个非常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说过,比如一个沙漠国家,有唯一的一眼泉水,那么这个泉水所在的这块土地,大概就不能有百分之百产权,否则的话就没人跟他竞争了。

我觉得在农业时代,土地私有化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农业时代土地的功能就是出粮食。讲到出粮食,因为它是可替换的,所以完全可以竞争。一块土地你不愿意卖给我,我可以买其它的;如果一块肥地我买不了我可以买两块瘦地。

但是到了非农业时代土地的价值主要是由区位决定的,这个区位有的时候对公共利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是需要调节的。

但我这里讲,这个调节很重要的就在于它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认定本身有一个政治体制的约束。这里我要讲,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特点的话,我就认为,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都赞成国家对土地权利的干预多一点。但可惜中国不是,中国定义公共利益的机制是非常成问题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甚至宁可赞成中国的土地交易、土地的权利,更多的向农民倾斜。也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给农民赋予的权利,甚至应该比西方国家更高。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真的要考虑从公共利益出发,对农民的土地权利加以限制,恐怕要和政治体制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否则的话就相当可怕,所以我宁可觉得这个应该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