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文集 中华文化魅力久远 ——著名学者庞朴谈中华传统文化
庞朴,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擅长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他提出的中国远古曾存在以大火星纪时的"火历"说以及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许多独创性阐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重视。20世纪80年代,庞朴先生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等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进入90年代后,他主要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
庞朴先生一贯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他对中华文化内在属性的把握、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厘清、对多元时代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解读等,独辟蹊径,充满了哲理与智慧。本报记者在聆听庞朴先生解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先生的著作,将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摘编出来,希冀对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启示。
中华文化中人文主义、强调和谐、革故鼎新、天人合一的内在属性,使其既有着发自本身的方向感和动力,也有着和周边文化及外来文明交往的准则,因此,其因时制宜、长盛不衰就不是偶然的了。
近300多年来,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有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接触,中华文化本身发生了许多显著而巨大的变化。历史上明显的变化发生过几次。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结合而成为统治思想;魏晋时代,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结合而成社会风尚;唐宋时代,儒家思想吸收佛教思想而追求超越境界。这些来自内外的文化要素的重新组合,都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带来巨大震撼。
但是,中华文化既未因此而夭折消失,也未因此而断裂变质,而是博采众长,绵延不绝,变得更丰富、更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诸多方面来分析,但最重要的,也许还是文化本身。
中华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它不以地理的、种族的不同来看待自己和周边文化的差别,而是用文明做标准。所谓"华夷之辨",辨的是谁能合乎礼义:夷狄而行礼义则华夏之,华夏而不行礼义则夷狄之。这里的"礼义",便是各个时代的文明。
人们爱用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史实来证明中华文化是封闭的,而不知道那是虚弱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它恰恰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本性。人们还常用农耕文化的名目来推论中华文化必然保守,不知道农业生活方式固然有其稳定、内向的特点,却未必决定文化的封闭。封闭还是开放,是文化内在的属性,应该由文化内在的基因去说明。以下四点,可以看做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
一是中华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里所谓的人文主义,不止于西方相对于宗教神学而言的人文主义,而且还包括相对于自然主义、工具理性的意义在内。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兴趣,不在超自然的冥想,也不在常任自然的放纵和入自然的苦思,而重在对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关注。
当然,一切文化都不免要关注人,譬如西方文化就有人格三要素(知情意)之说。但中华文化分析人之为人时,讲究智仁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知情意是对作为生命存在的个人的把握,而智仁勇还重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规范。
二是中华文化强调和谐,反对极端化。二分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的行为方式,在中华文化中总是遭到非议。中庸之道的提倡,既保证了社会的长时期的基本稳定,也使文化自身避免了大起大落和中途断裂。
三是依时推移的变化观念,日新又新的进步精神,使中华文化永远处于革故鼎新的状态。这既构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也使它敞开胸怀,乐于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合理内容。
四是天人合一的有机观。在中国,有机观一直指导人类和个人洞察自己与宇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人既不哀叹自己是自然的奴隶,也不傲然以自然的主人自居;人不仅是自然的朋友,更是自然、社会的一部分,自然、社会也是人的一部分。有机观念视一切为一体,便避免了自外于人的保守主义。
具有这样内在属性的中华文化,既有着发自本身的方向感和动力,也有着和周边文化及外来文明交往的准则,因此,它之因时制宜、长盛不衰就不是偶然的了。
一分为三:中国人的智慧
当前,我们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改革与稳定、自由和秩序、发展与公正的关系,消除分化,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说到底,还是一个二分抑或三分的问题,是用斗争哲学还是用同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
一分为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命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说,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光明;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这些都是所谓的二分法或两点论。二分法以其明快简洁给人们带来认识和实践上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僵硬的习惯和谬误。多姿多彩的世界,事实上,并非总是非此即彼、斩钉截铁的。
中国式的思维方法不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只是它思维过程的一个阶段。在一分为二之后,还要合二而一。这个合成的"一",已是新"一",变原来混沌的"一"而成为明晰的"一"。在儒家,叫做"执用两中";在道家,叫做"一生二,二生三",或者叫"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我们可以称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叫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假设有个东西,就是"一",然后又有一个东西,两个加到一起,一加一等于几?在这里,一加一等于三。为什么呢?这两个"一"之间还存在某种关系。不管是什么关系,总之,它一定存在。那么,初始的"一"加上后来的"一"以及二者所形成的关系,就是"三"。
只不过其中一个是虚的,另外两个是实的。比如,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他们之间可能是母子关系,可能是夫妻关系,也可能是别的关系。不同的关系使得"一"加"一"的内容出现了差异。一加一等于三的关系就在这儿: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一"加"一"的命运。
那么,何为"三"?三分的形态又有哪些?我认为,大概有这样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三个都是实体。有一种大家熟悉的儿童游戏叫"石头剪刀布",说的就是一种循环克制的关系。三个实体间除了有相互克制的关系外,还有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方面,中国谈得最多的是"天地人"。在中国,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天地人"三极。天的作用在化,地的作用在育,人的作用在赞。所以在中国,儒家有一个说法,叫"参赞化育"。这三者合在一块,就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和谐的大自然。
第二种形态:两实一虚,即两个实体,一个虚体。最常见的例子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看上去似乎只有买方和卖方,实际上冥冥中还有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在主宰着、控制着、指挥着买卖两方,它虽然不可见,但确实存在。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中国古书里还说尧舜都有三只眼睛。这第三只眼睛,是一只看不见的眼睛,它既看左边的情况,又看右边的情况,然后综合两边的情况,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也是两实一虚的关系。
第三种形态:两虚一实。李白有一首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里面只有李白一个人是实的,其他两个都是虚的,但是他这首诗意味深长,奥妙无穷。当然,如果把时间这一维加进去,你会看到更为复杂的三分关系。
最有名的如黑格尔的"正反合",就是从时间的维度来说一分为三的关系。郑板桥有句名言叫"难得糊涂",他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到糊涂更难。这其中就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正反合"的道理。
当前,我们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改革与稳定、自由和秩序、发展与公正的关系,消除分化,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说到底,还是一个二分抑或三分的问题,是用斗争哲学,还是用同一来化解对立的问题。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执两用中"。一个中庸的、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即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以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文章、报告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烦恼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提出大家要批判、继承或弘扬传统时,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
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深究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与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各传统文化发生在其各自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就是传统文化。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影响的大小。
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影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
而文化传统的落脚在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是,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的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一般来说,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
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像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以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易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一味喊彻底决裂,已经公认为无济于事;单纯提继承弘扬,是否便能促进进步呢?至于那个熟悉的二分模式:批判其……继承其……,果能保证批糟粕时不殃及精华、继精华时不夹带糟粕?难道精华、糟粕是分装在两个匣子里,而不往往是一物的两面么?更别提那二分法的牺牲品既非精华又非糟粕的处境和下场了。
正是:剪不断(彻底决裂无济于事),理还乱(精华糟粕纠缠不清),是离愁(传统现代离合悲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多元世界与儒学精神
西方和东方、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物质和精神、科技和人文,这些困扰着我们的时代性难题,答案也许早已俱在儒家精神之中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应该用儒家精神去一统天下,中国或东方应该成为世界中心。那样恰恰有违于儒家精神。
人类在征讨别人和征服自然方面,可谓做得相当出色了。但是结果并不遂人愿,当今世界不仅没成为人间乐园,反而濒临文明冲突的前夜和精神深渊的边缘。其实,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不必待到现在方才值得我们注视。
因为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间,儒家已经提出过一套明智的人学,并在今天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介绍到西方。这套人学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把人当做独立对象物,从种种关系中剥离出来研究。它称自己为仁学,人在种种关系中所以成其为人、所应成为其人之学。
按照儒家的人学,人和人、人与自然乃至超自然之间,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如果真能按照儒家的人学去做,人类便不致因征服自然而面临生态失衡的危机,也不致为追求无底的物质而颠覆自己的精神了。
儒家人学的宇宙观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用中,但用中绝不是在社会交往中以我为中心,也不是在宇宙交往中以人类为中心。因为这种中心,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一端,以所有其他为另一端的两极划分,是一种由人力造成靠人力维持的极不稳定的二分局面。如此的两极和二分,都不是中,但它们呼唤着中并趋向于中,中在二分之外,两极之上,但又与两极同在,因二分成三,世界于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西方和东方、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物质和精神、科技和人文,这些困扰着我们的时代性难题,答案也许早已俱在儒家精神之中了。但是,这并不是说,应该用儒家精神去一统天下,中国或东方应该成为世界中心。那样恰恰有违于儒家精神。
那种一族称霸或一种文明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因为老霸主们都已落花流水,更因为曾经以霸主为楷模的诸民族精英大都觉醒,找到或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必定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的。更何况,儒家精神本身也存在现代化的问题。
因此,我十分欣赏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文结尾时说过的一段话: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就整个人类来说,历史是一元的,同时也是多元的;是多元的,同时也是一元的;一元就寓于多元之中,多元到最后将归于一元。每个民族都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大厦添砖加瓦,大小河流最后都将汇入大海。因此,每一种文化的民族和国家不仅要学会与别人共存,更要学会向别人学习,学习别的文化的民族性中的人类性成分、时代性中的永恒性成分;同时也无私地奉献自己,不因能力大小而生尊卑妄念。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独领风骚万国来朝的光辉历史,也曾有过一败涂地百孔千疮的苦难历程。带着这两种经历,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在未来的时代大潮中,本民族所应承担起的人类使命。
为实现中国梦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
—著名学者庞朴谈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策划 孟娟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