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经济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煤炭工业的不景气难以有效带动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增长,反而形成了僵化的体制结构、低级且没有优势的产业结构、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对煤炭行业较强的依赖心理,带来了较高的改革成本和沉重的社会负担,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中下游水平(程志强,2007)。

但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向重工业化迈进的重要转折点,煤炭需求急剧上升,但煤炭市场的供应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形成了有利于煤炭工业的供小于求的市场。

其次,煤炭价格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运行了十多年的煤炭价格双轨制后,电煤价格基本放开。第三,2000年以来,我国原油价格开始与国际价格接轨,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对我国能源的价格和消费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作为石油的非完全替代品,煤炭的价格和需求量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走高而提高。煤炭工业进入了长达8年的繁荣期且目前仍处于繁荣期;而且早在1998年,原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到地方,2005年地方国有和乡镇煤矿的产能占到57%,地方政府对资源开发利益的索取更为方便。那么,这一轮的煤炭资源繁荣对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什么影响呢?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不得不转向案例研究。笔者选择鄂尔多斯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首先,鄂尔多斯市煤炭储量高达1496亿吨,2005年煤炭产量达到15252.72万吨,是我国的第一产煤大市,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煤炭工业增加值达到108.

5亿元,比重达到48.3%,因此,煤炭资源繁荣对该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应该是非常深远的。其次,鄂尔多斯市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与枯竭型和开发较长时间的其他煤炭资源型地区比较而言,该市较少受到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的困扰,更接近于我们理论分析的起点,也便于笔者更清晰地讨论所关注的问题。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微观数据,便于笔者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界讨论的“资源诅咒”问题,强调资源繁荣并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而造成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倒退。那么,煤炭繁荣会给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呢?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尽管鄂尔多斯和毕节地区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煤炭储量、产量和品质等经济发展条件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两个地区曾经都是中国的贫困地区,同属于煤炭资源丰富地区且共同面临煤炭繁荣的时代背景,因此很有必要且很有意义讨论鄂尔多斯的经历对毕节地区的启示。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回顾自然资源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在资源繁荣条件下的一个处理短期增长、转移动态期增长和长期增长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对鄂尔多斯的实证研究,分析煤炭繁荣对其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投资和配置、公共支出及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影响。第四部分是对毕节地区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二、自然资源繁荣和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自然资源部门的繁荣(resource boom)对资源型地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会强调其正面作用,通常认为,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有着正的边际贡献,因此,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相对于资源贫乏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地区在资源繁荣期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有着更高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但是,二战后绝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因为这些“神赐天粮”(Manna fromheaven)飞速发展起来,发展速度反而低于很多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资源诅咒”假说(Auty,1993)认为,经历自然资源繁荣的经济体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源繁荣会通过一些机制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冲击。

随后,Sachs 和Warner(1995)对资源充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作了实证研究。这一重要而有影响力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而随后引发的大量相关研究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一观点(Erwin H.

Bulte、Richard Damania、Robert T. Deacon,2004)。因此,为了结合我国目前煤炭资源型地区、尤其是新兴煤炭资源型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和国际上“资源诅咒”的现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兼容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增长的理论框架。

Rodrguez和Sachs(1999)利用Ramsey增长模型在新古典的环境下发展了一个包含自然资源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尝试解释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尽管该模型受到大量新古典假设的限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的起点或者基准。

该模型认为,自然资源繁荣在短期外生性地提高了资源丰裕地区的收入,在国际收支平衡和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全的约束下,当这种收入足够高或者占当地经济的份额足够大时,会使该地区低于稳态水平的资本存量过度调高(overshoot)至稳态水平之上,降低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进一步导致消费的繁荣,即表现为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增长。

拉美等石油出口国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期间的经济增长状况也支持这一点(Sachs和Warner,1995)。

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的枯竭性,自然资源开发、特别是资源繁荣的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同于制造业等其他部门,难以在长期内保持一定的正增长率,最终必将趋向于零,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资源丰裕地区的稳态水平和简单的Ramsey经济是相同的。

过度调高的资本存量水平在转移动态这一较长时期内趋向于稳态水平,即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如图1所示,该模型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基本上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对委内瑞拉的模拟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这一模型的预测力。

但是,该模型有一个很强的假定,即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的稳态水平在资源繁荣期和动态转移期内均保持不变。尽管稳态的资本存量可以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获得,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发现,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影响一个地区的稳态资本存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TFP水平越高,稳态的资本存量也愈大。

委内瑞拉的TFP水平在1972——1992年间基本上没有增长,只是在石油危机开始阶段(1973——1976)有暂时性的上升,随后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他们通过模拟发现,如果该国TF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1%,即可避免人均产出下降的尴尬。

众所周知,新古典的框架难以回答TFP增长和稳态水平变化的问题,我们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转向讨论“资源诅咒”模型所强调的非新古典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影响TFP和稳态水平,即长期增长水平。

荷兰病模型认为,自然资源部门的繁荣导致汇率高估、工资与物价上涨,影响制造业部门产品在国(区)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本国(地区)制造业的萎缩,而制造业往往具有正的外部性和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Matsuyama,1992;Sachs andWarner 1999;Torvik2001),所以导致这些国家或者地区TFP难以增长甚至下降。

从人力资本机制来看,认为资源产业繁荣使大量资本流向该产业,对人力资本投入造成了挤出效应(Gylfason ,2001),而在新增长理论的视野中,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动力。进一步结合人力资本的微观决策,人力资本的形成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和折现率。

资源繁荣可能通过物质资本收益率、工资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不过也放松了政府的预算约束,通过政府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来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从而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资源繁荣通过多种机制诱导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择进口替代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中等教育水平的回报率偏低,高等教育水平的回报率高但是需求量极为有限,教育成为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学校教育质量不高且教育投资需求较低;资源充裕地区经济波动较为频繁且幅度较大,可能会提高居民的贴现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

此外,资源繁荣对资源充裕地区人力资本的配置发出错误的信息,导致人力资本在繁荣的资源部门配置过高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

关于公共支出方面的解释认为,资源繁荣放松了政府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其工业化战略和各类资产的回报率,并可能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这些都直接影响着财政支出的规模、波动性和结构。一旦由此引致财政支出波动频繁、幅度大且顺经济周期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如生产性支出过多,教育、科技支出受到排挤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同时,财政支出的结构影响着公共福利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资源繁荣可能会导致财政支出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和区际间的配置更加不平等,不利于财政支出再分配功能的发挥。

制度解释上大体有经济政策、寻租模型、制度质量这三个子类,均与未能合理配置资源繁荣期的巨额资源收益有关。有的学者(Auty,1995)从经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很多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接受了Prebisch的贸易条件恶化说,将资源收益用于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并不适宜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发展的滞后。

寻租模型假定资源租金比较容易获得且比较多,一方面容易导致行贿、公共政策扭曲,恶化了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诱使大量有能力的人在寻租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减少了生产性的投入,在提高他们自身收益的同时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下降(Torvik 2001)。

制度质量模型认为一些点资源(Pointresources)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缺少将其资源收益成功转化为投资所必需的投资环境,反而容易诱导地方精英争抢资源,导致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从而没有足够的动力、精力去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本国的经济多样化程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Auty, 2001a,b)。

上述因素都将阻碍一个经历了资源繁荣的国家或者地区TFP的增长,或者说是稳态水平的上升。

至此为止,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悲观的理论阐述,即经历资源繁荣的自然资源丰裕地区很难摆脱“资源诅咒”。尽管资源繁荣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滞后,但是,政策制定者又期望资源繁荣的到来,因为他们认为资源繁荣能够使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获取足够大量的收益,并转化为投资和需求,摆脱储蓄过低的限制,实施“大推进”战略,使经济达到高稳态值的水平,跳出贫困陷阱。

事实上,很多APEC国家在石油危机时期都曾有过借此机会振兴经济的雄心壮志,如委内瑞拉和伊朗两国分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Great Venezuela”和“Great Civilization”的计划,却没有成功(Rodrguez和Sachs,1999)。

大推进模型成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是生产函数至少在某一阶段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形成一低一高的两个稳态水平。

如果足够的投资能够使经济越过报酬递增的阶段,则经济进入到一个高水平的稳态(Barro和Sala-I-Martin,1995)。因此,大推进战略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足够量的投资如何能够提高资源丰富地区TFP水平,或者说是稳态水平。

Sachs和Warner(1999)在大推进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资源繁荣促使资源丰裕地区进入高稳态水平、从而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该战略的成功,除了有足够量的要素投入之外,还取决于规模收益递增部门的分布和资本投向。

所以,资源诅咒并不绝对成立。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在经历资源繁荣后经济增长都长期滞后,如OECD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博茨瓦纳等。这就意味着,资源诅咒机制并不是必然发生的(Auty,2001a),适当的政策措施和投入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TFP的增长速度,从而提高经济的稳态水平,避免“资源诅咒”。

三、煤炭繁荣与鄂尔多斯经济发展:一个实证研究

本部分将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利用鄂尔多斯的数据分析煤炭繁荣对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本部分所使用的数据,宏观数据均来自于历年的鄂尔多斯统计年鉴,微观数据则由鄂尔多斯统计局提供。

鄂尔多斯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滞后,但是到90年代以来,经济似乎跳出了“贫困陷阱”,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基本上在15%以上,尤其是进入煤炭资源繁荣期,经济增长速度更是基本上在20%以上,甚至达到30%以上,如图2所示,堪称奇迹。

面对这一巨大成就,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如下问题:该市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与繁荣是什么关系,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是否可持续,是否存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高速增长,二是产业结构(在本文的背景下,主要指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转变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三是TFP的增长,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

通常,TFP的提高是一个经济体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动力,而前两者很难具有可持续性(Krugman,1994)。因为投资率和劳动参与率是有限的,达到一定水平后难以有显著的提高,同时还面临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第二产业的比重也不可能无止境的上升,所以,没有TFP提高的高速经济增长也无所谓奇迹。

在本部分,我们首先分析要素投入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对鄂尔多斯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估算该市的TFP的增长速度,从宏观上判断这些地区是否有发生“资源诅咒”的可能性。

为了量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利用不含煤炭产量的C—D形式新古典生产函数()和含煤炭产量的生产函数(),选择ARIMA方法进行了滞后一期的估计,得到相应的参数,并将生产函数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以计算得到各类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