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红的大姐 幸运是惠英红:即使要饭时候 我也是大姐头

新浪娱乐讯 3岁红灯区街头要饭,14岁在夜总会跳舞被大导演张彻发掘,此后在张彻、李翰祥、刘家良[微博]的提携下成为一代打女,却在转型期遭遇无戏可拍的困境,甚至因此而吞安眠药自杀,终又凭着一股傲气重回巅峰。惠英红[微博]的人生,比戏剧更精彩。

法国诗人瓦莱里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属于两个时代。而惠英红则属于草莽并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逝去武侠的八九十年代和自由达观的二十一世纪当代。

近期,56岁的惠英红带来了新作《幸运是我》,并在与新浪娱乐的对话中,揭开了其传奇人生的三块拼图。

六十年代香港湾仔红灯区乞讨

“虽是流放的公主,但总归还是公主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惠英红的父亲携家带眷偷渡到香港,1963年,惠父被人骗光家财,惠氏一家陷入困顿之中。当时香港有两所京剧学校,许多穷苦的家庭,通常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孩子学会了之后去表演,家里不会有钱拿,但可以保孩子不被饿死。

当时,成龙[微博]被送去的是京剧名生于占元的戏剧学校,后来还有了著名的“七小福”,而惠英红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则被送去了另一个戏剧学校,年幼的惠英红则留在了家里。

电影《岁月神偷》中有一段鞋匠家庭遭遇台风天、房屋被吹倒的情节,它取材于香港第一个八号风球的真实状况,当时全港三分之一的木屋都被吹倒了,惠英红家就是其中一个,“每次下雨都叮叮当当的,但那一天突然就看到天空了,所有东西都给吹走了,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从山区一路往下走,在湾仔的一处楼底躲了起来。”后来,惠氏一家在那里躲了一个多月,靠着到餐厅后面要吃剩的东西充饥。

后来,一位路经此处的阿姨看到了这一家人的窘境,她告诉惠英红的妈妈,湾仔的红灯区有很多水兵,可以要到一块半毛。于是,惠妈妈带着惠英红和妹妹跟去了湾仔。

六十年代初,香港湾仔是红灯区,酒吧林立,每年大概有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许多参与越战的军人会到此休憩。惠英红和妹妹就抱着一个木盒子,装上各式货物,有口香糖,也有中国特有的筷子,还有印着裸体美女的扑克牌,“通常他们也就来个十多天,换了港币,走的时候没用了,就会帮我们买,一块两块这样下来,一天可能有几十块甚至上百块。”

几乎每次乞讨完后,戏剧学校的老师都会到家里来找惠英红的父母要钱,“我爸是一个文人,我妈因为疼孩子就不敢反抗,每次都给,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就说要用毒药泡茶给他喝,他听到了就走了,还跟我妈说你这个女儿快死了,那么毒。”

不过,在童年惠英红的心中,善良的际遇对她的影响还是更大:“那个阿姨的老公瘫在床上,带着三个孩子去湾仔谋生,还愿意教我们怎么卖货,第一批货也是让我们先赚到再还给她的,后来她还帮我们写信给政府申请公屋。所以我一向都觉得,最倒霉的时候总会碰到很好的人。”如今,这位阿姨还住在惠英红家附近,两家平时还会串门。

“湾仔有很多可怜的母亲,有的带着两个孩子,肤色都不一样,因为她是那种老妓女,老公帮她拉皮条。说实在的,最脏的地方长出来的人,那个爱是最浓的,当时有很多吧女,其实都是家里很穷,又有很多孩子,通常大的那个就牺牲自己去当吧女,赚得快,全家可以有饭吃。而且这些吧女有时候会被水兵带出街,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卖口香糖,就拿起水兵的钱包买一两块,其实就是帮忙,反正钱也不是她的。”

如今,惠英红想起小时候的经历,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出身虽然很惨,但是在湾仔有很多人疼我,有钱人可能都没我吃得好。我小时候真的漂亮,嘴巴又甜,我跟水兵说要吃什么,马上就有人买给我吃。水兵还没到的时候,就跟大家吃大排档,叉烧、烧鸡饭啊,鸡汤随便喝,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但我每天都是这样吃。”

后来,惠英红去学跳舞,别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她九个月就去了美国、丹麦表演,很快当上领舞。跳了两年多,她就被大导演张彻看中去拍戏了。到了剧组,十几岁的她又被大家宠着,“所以虽然我出身于底层的底层,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去到中上层的。有一次算命的说我是公主命,可是是流放的公主,不过总归是公主啊”。

张彻、李翰祥、刘家良

惠英红畅谈与三大名导往事

惠英红的戏剧人生,以2005年复出为界,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时代,前一个是在张彻、李翰祥、刘家良的支撑下的打女时期,后者则是转型之后以文戏为主的阶段。

惠英红形容张彻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十四岁时,惠英红在夜总会跳舞,张彻在正好在那里吃饭,一下子看中了她,当时就叫午马去问她要不要去试镜。“所以他是带我进电影圈的恩人,虽然他的戏一向是以男生为主的,可是他很疼我,所有的戏都会加一个女角色。” 张彻一生,只有惠英红这一个干女儿。

在惠英红看来,虽然张彻并非练家子,但却是三位导演之中最硬汉的。邵氏片场驾着四层楼高的灯桥,上面都是木架子搭起来的,中空的部分穿着灯,人在上面走。有一天,几十公斤的灯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擦过张彻的凳子碎在地面,其他人当场就傻了,坐在旁边的惠英红甚至吓得随着凳子翻倒在地了,张彻却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安然地运筹帷幄。

还有一次是大家坐开工车去出外景,门是推拉的那种,张彻腰不好,附身下来的时候,抓着门边,谁知道场务一下子就关了门,张彻的四个手指当场夹住,但他只是淡定地说:“给我开门。”等到手指出来后,大家才发现,四只手指都被夹伤,血一直在流,赶紧给他包扎,而张彻却平静地说:“开工了。”

当时的惠英红是邵氏签约演员,月薪500元,所有导演都可以用,在邵氏如日中天的李翰祥在拍摄《金玉良缘红楼梦》时,选用了惠英红扮演麝月,只用两场戏,李翰祥就记住了这个女孩,在此后的《乾隆下扬州》中,惠英红的戏份开始吃重。

不过,真正给惠英红的演艺事业带来转机的是刘家良,他也曾是张彻的动作导演。惠英红参演的第一部刘家良导演的作品是《烂头何》,扮演一个妓女,与其他妓女坐在一堆的那种。当天有一场戏是女主角跟烂头何对打,打了一个镜头之后可能很辛苦,女主角不吭声,卸了妆就落跑了,导演很生气,当场换人,这才找到惠英红。

待惠英红造完型一进来,刘家良一看,觉得很漂亮,套了几招,发现她打得也不错,久而久之,惠英红就成为了刘家良的御用演员。

两年之后,刘家良把《长辈》的剧本拿到邵氏掌权的方逸华面前,并推荐惠英红担任女主角,那时候300多万已经算是不小的投资,单惠英红还算新人,方逸华表示不想冒险,但刘家良坚持,还表示如果电影亏了,亏多少,他就赔多少,这才为惠英红争取到机会。最终,这部影片不仅票房大卖,还在为惠英红捧回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后桂冠。

由于刘家良力捧惠英红,坊间一直流传两人的绯闻。时隔多年,惠英红再次回应这件往日旧闻时说,摆手表示不可能:“他老婆每天都在旁边的,拜托!”

1996年,李翰祥在北京拍摄《火烧阿房宫》时突发心脏病去世,2002年,张彻因肺炎在香港病逝。

当年,蔡澜在一篇描写张彻葬礼的文章里透露:“张彻腰弯,去世之后萎缩得更加厉害,变成了V字形,最后化妆,也得坐着化。”惠英红说,张彻的腰一直不好,很少走动,“有时候叫别人把凳子放在哪里的时候,已经是特别疼了,他的眼睛有青光眼不能接触太多光,因此总是戴着墨镜”。

2013年,刘家良因病在香港去世,据闻生前备受病痛折磨。但惠英红却没有去医院看过他,因为刘家良默默去了上海养病,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刘家良再犯病的时候,刘太翁静晶封锁了所有消息,也不给看病,“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

2015年,另一位武打明星刘家辉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传出了妻子与子女联手争夺家产的新闻,让人慨叹晚景凄凉,惠英红说,刘家辉也是不让任何人看他,连儿子都不给,“我懂,铁汉是不愿意给人看到这种的,练武的人很不喜欢给人家看到自己脆弱的时候”。

人生低潮曾吞药自杀

“我咽不下这口气,也丢不下这个脸”

李翰祥、张彻的相继离世,也标志着传统武侠片的没落。其实惠英红早已察觉到,可是经纪公司并不想让她转型。她试过好几次去拍武侠片以外的类型片,都被拉回来,《师弟出马》找过她,《花间神女》找过她,她还帮他们做编剧搜集资料,拍一天又被拉回去。

“武打在演艺圈一直是被歧视的,不论你赚多少,你的片酬、地位总是比其他文艺的低,怎样爬都没有用,我知道我要转,可是转不了。”

后来,惠英红的境遇每况愈下,有一些剧本找到惠英红,但戏份只有三天,还是演妈妈,那时她才二十多岁。这样推了一次之后,就没有了第二次。突然某一天,惠英红发现,一个电影都没有了,自己已经被淘汰了,“我咽不下这口气,从来都是人家找我,我不会主动去敲门,那时候的我也丢不下这个脸”。

之后的好几年,惠英红越来越难受,每天都觉得电话不响,家里人和朋友也都不理自己,世界只剩自己一个人了,“我以前那么有架子,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想不通,最后就觉得自己是垃圾”。

情绪到达最低点时,惠英红吞下了安眠药自杀。醒来之后,看到家里人难过的样子,看到母亲的脸都哭变形了,惠英红反而想通了:“我有钱有房子,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地位了嘛,我争取啊!”看着镜子里毫无神采的自己,惠英红决定振作起来。为此,她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报读短期课程,从英语到风水,她都去学习,还曾考到治疗情绪病的牌照,当了九个月的情绪病医师。

后来,惠英红关闭了情绪病诊所,保留了美容部门。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于是开始主动去敲门,询问有没有戏可以拍,逐渐地打开了局面。

2009年,惠英红凭借《心魔》中对儿子占有欲极强的单亲妈妈一角再度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未上台就已经哭成泪人。此后,她更是凭着这个角色斩获了七个影后宝座,重回巅峰。

惠英红从不掩饰她的骄傲,“即使是在湾仔要饭的时候,我也是要饭的大姐头”,但经过这个低潮后,她开始会为一些机会而改变了,2011年,为了在一部电视剧中出演武则天,她不惜自降片酬。2014年,他在新导演麦浚龙[微博]的《僵尸》中出演配角,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座。

2016年是惠英红从影四十周年,她又卸下一重心房,在一部温情小品《幸运是我》中出演了一位孤寡老人,爱美的她,虽然挣扎许久,最终还是接下了该角色。许多人看过之后,大呼惠英红已经预定了明年的金像奖影后之位。

惠英红说,她的母亲在五十多岁时,就已有认知障碍症状,但家人都未予重视,度过了相当不愉快的几年,如今,她希望借着部电影向母亲道歉。

五十六岁的惠英红,记忆也在逐渐变弱,但她说自己从来不会害怕末日,“世界末日,都死了,怕什么”。她还记得,在拍摄《长辈》时,自己曾盲肠炎发作昏迷四小时,当时记忆就像胶片一样在脑内放映,仿佛听到了湾仔那些招呼她的声音以及父亲称赞她的话语。

尽管不害怕死亡,但惠英红的心中还是有一个解不开的结。2012年,她的哥哥惠天赐在北京去世多日才被人发现,给惠英红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惠天赐惠英红

“哥哥很有才,但性格很吃亏,在电影圈比较潦倒,死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像我一样有机会重来,但他用错方法,他去减肥,拼命做运动,有一次减了30斤。但武行是有很多伤病的,这样拼命地去朝着我的方向去做,就要了他的命。所以每次来到北京,就会感到心酸。我知道我再上来是给他一个很大的鼓舞,可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刺激。”

如今,惠英红与家人住在一起,仍然保持单身,她说年龄越大,机会越少,身边好的都结婚了,不好的,自己也不想要,“我一辈子照顾那么多人,不愿意再找个人增加自己的负担。”至于是否错过最爱终身不嫁,惠英红说:“我没怎么拍过拖,应该没有。”

对于养老问题,惠英红笑称衣食无忧,时代已然不同,还透露妹妹也没有结婚,两姐妹未来一定可以互相照顾。(鲁雪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