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中西方文化 中西方文化在比较中借鉴 共助全球问题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孙妙凝 杨敏)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我国的文化自信力亦不断提升。中西学术界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对话与合作,中国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关注。7月12—14日,首届国际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中西方国家如何看待彼此的文化?如何通过文化交融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与会的专家学者。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呈现跨学科趋势
在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已有一定历史。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张政认为,从前由于中西方地位的不平等,我国长期存在着“全盘西化”的倾向,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更多关注对方的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学者逐渐以更加客观、理性与平和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间的差异。
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的大门日渐敞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更是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也应运而生,瓜熟蒂落。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呈现出新气象。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辜正坤教授在会上提出,中西方文化既不凌驾于他者之上,也不屈尊于他者之下的“两不”原则,并认为中西文化互构互彰、互进互抗、拼合互补。
辜正坤认为,对于中西方文化来说,只有通过比较,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可能考虑更长远的文化建设战略问题。他论证了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同构与互构关系,认为任何体制只要和该体制所处的环境呈有机联系,就是合理的。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未来或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都柏林大学英语系教授杰鲁撒·麦考马克表示,随着中国的崛起,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中国和西方要想更加了解对方,就需要充分认识到双方的分歧和共同点。
目前,我国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跨学科趋势,研究的内容包括对中西方的哲学观点、思维结构、宗教信仰、艺术构思、政治学、经济思想和结构异同的比较。就目前我国的研究队伍而言,从事狭义文学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的学者较多,而从事广义文化领域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较少。
辜正坤认为,比较文化研究要求各个学科、例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进来,拓宽文化的领域,才会有较大的进步。“从前文化比较的研究往往被裹挟到比较文学中去,我们一定要从狭义的文学视野中走出来,从文化的角度把目光投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寻求一种高层面的综合。
我们的学术眼界和视野要尽量扩大,变得更为包容。”辜正坤说。
中国传统文化助力全球性问题解决
如今,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对话,加强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西方学者的共识。例如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设双头会长(中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出任会长)就是这种平等的体现。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平等对话有助于西方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解决全球性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岳川告诉记者,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分为三个进程。西方学者以西方为中心,对中国抱着一种“他者”的心态,这是第一个进程的重要特征。第二个进程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西方学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更注重知识生产,也产生了与中国文化对话的愿望,但还是无法避免居高临下的心态。
第三个进程是现在和未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将会越来越呈现出欣赏的态度,并不断从中国文化中获取灵感。“未来中西方学者势必会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样的良性互动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王岳川说。
王岳川的话与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约翰·G.·布莱尔从事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时的感受不谋而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了解中国、将中国作为比较的基础能让我更好地理解美国和欧洲。学习和观察日新月异的中国是预见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法兰西远东学院前任院长和高等实验学院导师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曾说:“在现代社会,西方人文主义尚不能解释现代社会中的所有问题,为什么不对儒家天人合一、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予以思考?” 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和比较哲学家郝大为也曾在合著《孔子哲学思微》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还需要利用它增强和重塑自身。
汤一介在解读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时表示,西方不应该停止研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反而应该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加强、丰富和重塑自身。
除了促进中西了解,促进彼此发展以外,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还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中大有可为。尽管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与传统各不相同,但并无根本的对立,因此呼吁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应该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势,进一步发展自身。约翰·G.·布莱尔也在采访中提到,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西方国家能和中国有效合作,一定能阻止因气候而产生的大型灾难发生。
扎根语言文字 发展自身研究特色
与会学者一致指出,尽管西方学者在文化研究领域已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但我国学者不应亦步亦趋地模仿。对于西方学术成果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应当在充分汲取本民族历史、文化养分的基础上构建出适用于本民族文化的理论体系。
“一些中国学者试图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可仅仅是在西方既有理论上另起炉灶,这种路线可能行不通。只有追本溯源,首先从中西客观环境和中西语言文字的根本差异上入手,然后解剖中西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应差异,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辜正坤以比较文学研究为例探讨了如何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发展自身的研究特色。按照他的思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注重中国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即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殊性。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模式往往和西方人自己的语言文字模式,即印欧语系的语言文字模式,难解难分。
中国语言文字具有很多独有的特点,因而必然产生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学、文化效果。比如中国的古典文论虽然不如西方有系统性,但也能很好地解释文学现象。语言结构本身与文化是同构的,应当在分析语言文字本身的基础上理解文学和文化现象。
“从前我国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立场和西方方法的影响。随着国家的复兴,我国的比较文化研究也应当不断建立起中国立场和中国身份。”王岳川向记者表示,首先,过去学者多侧重于求“同”,如今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两者的差异,特别是中国特色的体现;其次,中西文化之间应加强对话和交流,促进大国间的沟通;第三,中西文化应共同寻求新的创生。
这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古代或是西方19、20世纪,而应共同探讨人类的危机与发展,共同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